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国民幸福总值与幸福指数等非刚性因素开始进入人们考量的视野。"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用以检视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国民快乐总值"(GNH)衡量国家成功与否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引入 GNH 这一评价指标所具有的意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我国,长期以来,GDP 可谓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影响极为深广。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     

GDP VS国民幸福指数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主义倾向,以“GDP论英雄”,把量化的GDP指标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核心,但随之而来的并非国富民强。而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宏观政策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然而幸福指数的不易量化,使得幸福指数也不能完全取代GDP,独立存在。只有认清GDP与国民幸福指数各自优缺点以及两者关系,取长补短,才能更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     

还GDP以本义

追求GDP增长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经济增长是否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否也在增长     

“幸福无锡建设”的基本经验及路径前瞻

人民幸福,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无锡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既关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又注重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不断提升,把发展评价的尺度从单纯的增加经济收益转向增加经济收益与增添群众幸福感受并重,从而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这一比较抽象的指标,与无锡市每个家庭、每个市民的切身感受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但面向＂十二五＂期间的更高目标要求,无锡还面临发展中的一些制约因素,如何化解这些不利因素,需要做一些前瞻性路径分析。     

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1982—2011年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服务贸易进出口与我国GDP之间的关系不对称：服务贸易进出口是我国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GDP增长只是服务贸易进口的Granger原因,世界GDP总量是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更多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     

鄂尔多斯2015年全面小康

地区发展要体现包容性增长,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要相互协调,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标要同步提升"十二五"期间,鄂尔多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战略性绿色能源和新型化工基地、自治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油价变动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以成都地区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正向着信息化时代过渡,衡量我国发展程度的指标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经济时代还要求我们在GDP快速增长的今天更多的关注国民的幸福程度。而近几年,国内油价的无序变动对我国经济的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油价与国民幸福指数相结合,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把研究重心放在以调整石油价格机制来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向该现象提出可行性建议,对国民幸福指数、石油定价机制、新能源的利用、环保事业等多方面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GDP不可能被幸福指数代替

GDP和幸福指数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用幸福指数来代替GDP,简称为"代替论".早在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程国栋的提案<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幸福指数">就提出要用幸福指数来替代GDP的观点.     

科学认识和对待GDP

GDP是国民经济新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地方人大在听取和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和报告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GDP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每个公民都与GDP有关。要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全面、客观、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GDP问题。     

追求GDP让美国失去了什么?

经济到底应该是为了什么?本书作者认为幸福是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得到量化体现的。美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巨大的企业规模,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不仅没有为美国人带来幸福,甚至与幸福背道而驰。美国究竟失去了什么?首先盲目追求GDP带来的只能是坏经济。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有着重大缺陷,它将环境污染、犯罪、疾病、重复建设等计算在内,但却没有把家庭、健康、休闲这些包括进来。比如饮食,垃圾食品导致过度饮食和肥胖,但这对GDP有利,美国政府给予了大量补贴,带来的是国民健康指数的下降。     

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

奥肯定律作为一个反映实际产出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经验规则 ,在实际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证 ,但是中国经济呈现出与奥肯定律不一致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 GNP、GDP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建构的模型表明 ,中国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本文对三次产业分别考虑 ,使用就业人口指数取代传统的失业率指标 ,构造了能够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奥肯模式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以省际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投资和全国GDP的增长率为变量,本文建立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来探究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投资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在短期有助于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害;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反馈作用都不明显.     

我国煤炭及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以我国煤炭消费指数、天然气消费指数分别与经济增长指数关系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消费收入弹性分析,其次结合我国GDP指数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探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两种能源矿产的消费指数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短期均衡则显示经济增长对于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大幅度减弱,而对于天然气消费的依赖度则趋于平稳。另外,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天然气消费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联系。说明替代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目前还没有形成,而传统矿产资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力和支撑力在逐渐减弱。     

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诱导效应

文章基于学术界很少论及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诱导作用这一事实,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所具有的诱导效应,得出直接投资是外商的理性选择,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1991-2005年GDP和FDI的统计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平稳性检验、建立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GDP和FDI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GDP的增长会对FDI产生诱导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增长贡献愈发不显著.     

由富士康事件谈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及幸福指数的构建

文章认为富士康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谐幸福”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衡量指标的侧重点有失偏颇。GDP崇拜论应当予以纠正,转而建设一个新的衡量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在对幸福指数的国内外成果进行综合述评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并从经济收入、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六大领域入手初步构建了幸福指数体系。     

GDP和幸福指数结合体现包容性增长

GDP作为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广泛接纳和采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GDP被污名化，仿佛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有些学者和地方政府转而寻求以“幸福指数”取而代之。笔者认为，放弃沿用多年的GDP指标，改用幸福指数，似有不妥。     

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中国成立以来,GDP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呈现出"高速—低速—高速—中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各地区微观经济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两者的稳定性同时增强,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其他经济体和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2012年,中国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GDP高速增长的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科技创新、投资,是GDP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目前,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GDP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系统考察新中国GDP增速的演变历程,深入研究波动的原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对经济新常态下GDP中高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     

论中国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

中国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是衡量中国社会保障事业搞得好坏与否的标尺。GDP的增长与整体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的基础。一国的GDP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与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成正比例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和行业垄断使中国社会保障增长力出现差异。为解决好此类问题,必须要加快地区间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的差距,缩小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要打破行业垄断所带来的特殊利益格局,促进中国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比较均衡地发展。并且要做好中国社会保障创新增长力的战略选择,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低保国家向社会保障创新的高增长阶段发展。     

试论拉动市级经济增长的“第四驾马车”

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净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因为从支出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理论上看,拉动一个国家与拉动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一致的,在实际计算上,目前考察市级经济增长,一般用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净出口三个指标分析,这时往往会因统计口径、城市间资源流动等原因,     

新中国GDP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GDP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呈现出"高速—低速—高速—中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各地区微观经济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两者的稳定性同时增强,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其他经济体和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2012年,中国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GDP高速增长的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科技创新、投资,是GDP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目前,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GDP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系统考察新中国GDP增速的演变历程,深入研究波动的原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对经济新常态下GDP中高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