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夜间经济作为现代城市业态之一,已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刺激当前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手段。利用校准后的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7年微观家庭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受雇工作群体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家庭收入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家庭负债显著弱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产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完善夜间活动基础设施、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健全低收入群体福利制度、加大稳就业力度和减少居民负债压力等具体建议。     

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基于中国居民消费的经验研究

幸福既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目标,更是影响个人行为决策的重要情绪因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匹配追踪调查家庭数据,研究表明,上一期户主主观幸福感对当期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即户主感觉越幸福的家庭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上述结论在克服变量内生性偏误之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户主幸福感不仅会直接增加家庭社交类消费,而且会通过丰富家庭社会网络这一中介因素促进家庭总体消费,同时幸福感更高的受访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更加乐观。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以改善民生和提升人民幸福感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理念转变,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为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基于供需匹配视角

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与CFPS微观数据相结合,从供需匹配视角,分析并评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居民消费增长并降低了居民消费不平等,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具有明显长期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既通过促进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也通过促进生产和劳动市场的供需匹配,以收入效应间接产生;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公平效应则主要通过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其收入公平效应并不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更具时间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作为扩大内需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条具体政策路径。     

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本文将省际数据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基于OLS模型分析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通过劳动力收入效应、产品质量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影响家庭消费升级；产业数智化通过收入效应对中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化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能够帮助产业数智化发挥供需匹配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为解决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有益启示。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视角的分析

农村地区是中国消费大循环的一片“洼地”,而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消费结构是否得到了升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2018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生计与食物安全综合调查数据,就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降低,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提高,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并且该结论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消费能力和优化消费意识实现的,前一机制主要对物质消费升级发挥作用,后一机制主要对精神消费升级发挥作用;网速快的农户、有培训经历的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效果更明显;相较于其他上网活动,交流沟通、网上购物、在线学习和网上支付更有利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强化农户生产生活技能培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迈向更高台阶。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人口年龄结构和棘轮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8-2015年人均居民收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宏观数据,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引入滞后期居民消费变量度量棘轮效应.研究发现:人均居民消费不仅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和上期居民消费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延长,人均居民消费受到收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棘轮效应的影响比较大;少儿对消费的影响较弱,而老年人对消费的影响相比之下较强.     

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家庭借贷支出的分类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期的特性,考察消费升级、社会保障不完善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变量在对消费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上均存在地区差异,社会保障、消费升级和储蓄在全国范围内均显著正相关,房贷支出和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保险在东部地区作用突出,家庭投资则均不显著。政府要扩大消费内需并改变消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就应把握消费升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时机和力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和教育投入,持续提高居民收入,适度放宽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房贷限制。     

信用卡使用提升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吗?

本文选取2010年和2011年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多个角度构建代理变量,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PSM)和工具变量法(IV)实证分析了信用卡使用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用卡使用会显著提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这一结论在CHFS2015调查样本中依然成立;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缓解居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来发挥"消费刺激"作用,同时也存在节约购物成本、提升居民持卡边际消费倾向的机制。异质性影响方面,信用卡使用对衣服、家庭设备用品、交通和通讯、文化娱乐等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食品支出、居住支出、自付医疗保健等影响相对有限。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每月刷信用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越高,刷卡购物节省越多,信用卡延期还款的可能性越小。上述结论表明,信用卡使用在总体上对居民消费具有结构性的促进作用,但需要注意不当使用行为所导致的过度借贷风险。全面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显得格外重要,其对于信用卡普及、提高居民消费福利、减少非理性刷卡行为具有很大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金融普惠、收入阶层与中国家庭消费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金融发展似乎并未发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金融普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区分收入阶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庭消费,家庭之间的消费差异有10.58%可由社区之间的金融普惠差异来解释。进一步地,金融普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且不同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家庭、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最后,渠道分析表明,金融普惠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而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本文为充分发挥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工具。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房价与不同家庭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家庭收入为依据区分三类不同家庭,考察房价对不同家庭消费和总消费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与收入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与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购房首付比较高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消费降级:假象及其警示

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在技术进步、收入增长和外生冲击条件下分析居民消费演进的多重情形。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共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房价上涨和购房行为等外生冲击对不同群体的预算约束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分化;当前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稳定,消费降级是一种假象;消费降级舆论反映出当前消费增速下行、消费分化初显和局部消费降级风险等问题。实现全面、共享、高质量的消费升级,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房地产市场改革,保护中低收入群体投资利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研究

基础设施投资究竟挤出还是挤入居民消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使用CHIP调查数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家庭消费结构的关系,试图从细分种类消费的微观视角解释这一争议。研究发现,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总体消费水平提升,但其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呈现出两面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交通通信类、居住类、杂项类消费,抑制了家庭设备类、医疗保健类消费,这说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进一步研究发现,挤入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放松消费约束提升了边际消费倾向,而非经济增长效应。此外,本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基于收入水平的门槛作用,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基础设施投资挤出居民消费,当收入水平越过门槛值后,基础设施投资挤入居民消费。     

工作忙碌制约了家庭消费升级吗?——来自文体休闲消费的替代效应证据

在微观家庭的消费升级中,时间和金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者均与工作忙碌程度相关.工作忙碌既可减少闲暇时间,使得工作对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制约消费升级;又可能增加收入,产生消费的经济基础优势,表现为互补效应,促进消费升级.但受制于加总谬误等相关因素,以往研究尚未对上述净效应给出经验证据.本文以文体休闲为消费升级的代表,分析现阶段中国家庭工作忙碌程度对消费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基础优势弱于时间分配冲突,工作忙碌程度制约了消费升级.原因一是宏观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变高,使得工作忙碌对闲暇时间的替代效应增强;二是微观上,家庭年龄结构老龄化增加,消费受阻.由此建议,制定消费升级政策时,应考虑工作忙碌程度,尤其要增加中高收入人群的闲暇时间并关注家庭老龄化的消费约束.     

对外开放门槛与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对外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在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能够产生稳健的外溢效用,其背后的渠道包括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就业岗位、与工农业形成互动等方面.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对外开放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的调节功能存在显著差别.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