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大病保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CFPS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FGLS法构建相对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经济补偿效应及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进行作用机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病保险对低收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政策效果更好,且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大病保险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之一,由此可见大病保险存在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和经济补偿效应。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市场参与:家庭财务舵主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度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舵主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物质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效应大于物质资本;家庭财务舵主的性别差异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决策影响较大,当财务舵主为男性时,家庭的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人力资本主导;为女性时,市场参与决策主要由物质资本决定,并且女性舵主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由于城乡金融市场化差异等现实原因,城市家庭的市场参与度远高于农村家庭;从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推动因素看,城市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由物质资本主导,而农村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以人力资本主导为特征.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乡镇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对西部地区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意愿直接决定着城镇化进程。采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村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状况对其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进行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获取金融信贷的擅长经营农地的农户不愿意迁移入城,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上述农业经营优势,又具有非农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进城落户。农户是否愿意城市化,取决于哪一种选择更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收入,可以通过整合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达到合理引导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目标。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拓展农村家庭资本来源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保障迁徙家庭权益,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保障农业基础的稳定。     

营商环境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

为考察营商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利用行业层面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及开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营商环境优化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对前向参与度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后向参与度的影响作用;第三,在作用机制上,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交易成本下降、技术进步、竞争强化以及价值链迁移等,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产生影响。综上,营商环境优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不仅具有“固链”功能,还具有“强链”作用。中国开放发展进入亟待进一步“扎根”全球价值链,并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新阶段,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包容性视角下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公平和效率产生巨大影响,为农村居民创新创业带来了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是提高农村地区包容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18),基于包容性创业理论,研究了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包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不仅促进了农民创业,而且通过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化,提升了农民创业的包容性。具体而言,对比城乡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农民创业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比农村不同群体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弱势群体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比不同区域农民创业者,互联网应用对西部地区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从能力视角验证了互联网应用通过增强农民的创业资源提升农民创业包容性的传导机制。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家电下乡中的农民参与度评价与比较分析

通过建立家电下乡中农民参与度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全国各地区农民参与家电下乡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民参与度较高。从产品档次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在高档品中的参与度较高;在中档品中,中部地区农民参与度较高,其次是西部较发达地区;在低档品方面,中西部地区农民参与度较高,东部地区偏低。     

浅谈株洲市农村居民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居民养老观念落后 由于株洲市农村地区相对城市仍然比较落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传统养老观念在农村居民中根深蒂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认为自己有子女不需要参加所谓的养老保险，造成了现在株洲农村地区对养老保险的参与不足，这也是农村居民养老观念落后的重要表现。究其原因，可能与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     

非农就业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目前有关非农就业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都是采用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中忽略了一个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与其相邻的其他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对此,在对非农就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机制进行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运用2001～200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从宏观角度实证考察了非农就业因素对一个地区农户平均农业生产性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平均农业投资水平.非农就业因素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程度总体上是逐渐增加的.从不同区域看,东北地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其次,然后是中部与西部.     

金融发展减缓了农村贫困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地区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农村信贷资金投放这一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形成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拉动而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对其农村地区贫困减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并不能减缓农村贫困,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发展效应较大的地区差异在政策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救助及其生活态度研究

利用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所得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社会救助现状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态度和他们对政府的有关期望.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无论最低生活保障还是贫困补助与救济,其制度建设都比较落后,能覆盖到的居民都非常有限.相应地,相当比例的农村居民认同农村贫困救济是政府应优先发展的项目之一.同时,那些拥有城市户口、或地处平原或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帮助.另外,那些物质条件较好,没有享受贫困补助或救济的农村居民更满意自己的生活,也更感到生活幸福.     

“老有所养”能否促进“儿有所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子代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其中生活照料类养老服务起主导作用。从个体异质性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女性、4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的农村子代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家庭异质性来看,兄弟姐妹较少、老年父母主动健康意识较强以及适老化住房水平较高家庭的农村子代劳动力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敏感程度较高。机制分析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别通过便利性促进的照护时间缩短效应和健康水平促进的照护需求降低效应来促进农村子代劳动力非农就业。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安置模式对水库农村移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影响

针对宜昌市三峡库区百户农村移民家庭12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就地后靠农业安置移民不仅能平稳过渡,其家庭经济状况逐年好于全市农村家庭平均水平;外迁农业安置移民家庭在安置初期经济状况下滑,但能逐步实现过渡,并跟上农村平均水平;而非农就业安置家庭的经济状况波动大,且长期处于低水平,与城镇困难户家庭水平相当。因此,就地后靠农业安置应成为今后工程建设农村移民安置的首选,外迁农业安置是在环境容量限制下的次选,而非农就业安置在农村移民安置中应慎重选择。水库建设移民政策的制定应以能力贫困与能力发展理论为指导,现阶段应遵循“以土为本,就地后靠为主、就近外迁为辅”的原则,要注重库区环境容量的扩大和移民发展能力的提升,针对不同安置模式的移民家庭应该出台差别性的、针对性的移民安置政策,并全面开展持续的移民跟踪调查工作。在三峡后续移民工作中,应该妥善解决非农就业安置的遗留问题。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中国农村减贫机制的区域差异——基于2000-2007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角度对2000-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减贫差异进行的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同时,东中西部的农村金融发展均能使其区域内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但是,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缓解作用仅在西部地区得到验证.因此,进一步深化各区域内经济体制改革,适当调整金融结构并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将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缩小区域差距.     

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基于CGSS2010和CGSS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共文化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首先,公共文化支出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概率提高287%;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低收入、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再分配水平、互联网使用和社会信任感是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精神状态、认知能力、社会阶层认同、道德素养和文化活动参与五种不同文化元素符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逐渐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