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理论逻辑与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从理论逻辑和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两个方面对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首先,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对我国渐进式改革开放模式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开放理念、模式与战略上的创新。其次,尽管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管理体制不健全、制度创新成果碎片化、产业链不完善、服务业开放程度不高、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限等问题。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破除制约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实施的针对性;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自贸区内打造鲜明产业布局;对标国际高标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强化集成联动 助力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溢出效应

强化自贸试验区的集成联动效应，对于江苏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示范意义。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江苏省全面开展自贸试验区与其他开放载体的联动创新工作，普遍建立了联动工作机制，有序探索了利益分享机制，持续深化了产业项目合作，制度创新成果实现了双向复制，初步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然而，这一过程中，自贸试验区集成联动还面临着产业联动效应有限、政策协同水平不足、平台互动功能不强、人才联动环境不优等内在张力。因此，有必要强化自贸区集成联动效应，推动项目共建、规则对接、平台提升和人才政策创新，促进产业优势全域协同，实现政策赋能全域覆盖，促进开放功能全域联动，助力人才环境全域优化，以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5个城市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内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超过沿海自贸试验区。对于沿海地区而言,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显著体现在长三角地区。从时间上看,第一批次和第三批次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通过制度效应、投资效应、贸易效应以及金融效应等渠道促进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在促进所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虹吸效应”。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态势及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我国已相继部署建设了五批18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海陆沿边统筹、东西南北中兼顾、由点及面的雁阵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这些自贸试验区有不同的重点建设方向与特色,制度创新的核心优势日益凸显,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作用逐渐突出,且更加注重地区发展定位与政策设计相结合。未来应赋予自贸试验区片区管理机构相应的省级及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使其具备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加强对21世纪新议题的研究、对接和试验,并重点研究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安全、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开放措施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进一步凸显制度红利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企业获得感;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创新路径和机制。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演进过程与推进机制

2013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上海自贸试验区基本制度框架确立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基本制度框架完善和制度创新快速推进阶段,推广政策试验经验和开展对比性制度创新试验阶段.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创新成果.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试验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入,主要在于其有效的推进机制.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关键动力源;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需要各个方面积极参与,汇聚起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是一个法律法规改革和构建的过程,重大改革必须坚持法律法规改革先行、立法引领、于法有据.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吗? ——来自2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深化改革与开放的一项政策实验,尝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研究基于2000—2019年2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且随着时间推进,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多期双重差分法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进一步发现：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性。从时间趋势看,不同批次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导向不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不同;从区域层面看,自贸试验区建设中,东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下降趋势;从城市规模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一线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更明显,级别越低的城市可塑性越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效果越显著。从不同发展梯度看,沿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内陆自贸试验区,而沿边自贸试验区并未发挥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     

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研究

我国自贸试验区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我国自贸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成果,但同时仍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对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提出对策建议。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实践及制约因素辨析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业开放等金融开放创新领域成效显著,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高金融监管的科学性及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但相对于自贸试验区建设总体要求及市场主体的期望,仍需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具体实施细则也需及时推出。目前,缺乏硬性约束、金融监管体制尚不能适应金融开放创新的要求、金融相关法律体系滞后、美联储加息周期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制约了金融开放创新的步伐。未来,应跳出固有观念,站在建设金融强国和贸易强国的高度思考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吸收世界各国成败经验,坚持稳中求进总体思路,寻求渐近式改革路径。     

新疆申建内陆自贸试验区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自贸试验区作为推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各地的申建工作如火如荼.作为内陆沿边的欠发达省区,新疆要在激烈的自贸试验区申建竞争中脱颖而出,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就必须厘清新疆设立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意义和真正优势所在,明确新疆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以及在产业开放、金融创新、服务管理等重点方向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连云港自由港区的制度创新研究--上海自由贸易区对设立连云港自由港的影响及对策系列研究之二

国家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主要有以下五大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制保障等。连云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借鉴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优秀成果和成功经验，以制度创新推进自由港的建设发展。     

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影响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发展，是提高创新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2013-2017年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正向时滞效应；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新时代全面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应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路径，注重开放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阶段性与针对性调整。     

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模式与路径研究

中国已步入全球话语权竞争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升级为协同高质量创新,而建设国家自创区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与全球话语权的战略举措,推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是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和构筑区域创新创业高地的重要路径。在梳理国家自创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状况与高质量创新特征的基础上,明晰基于价值链、产业链、知识链的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路径。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模式方面,主要有企业引领型模式、人才支撑型模式、平台引导型模式、机构合作型模式,其是高质量创新的重要特质所在,也是理论创新之处。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集群协同高质量创新发展,从整体规划、人才管理改革、科技创新管理、服务体系4个方面提出建议。     

我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及其改革路径*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的构建是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坚持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高度契合竞争中立宗旨与理念。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市场导向性改革脉络,总结目前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我国竞争中立制度框架的体制基础和具体构成。最后,本文提出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两方面来塑造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并根据九大制度安排构建了竞争中立制度改革的路径。现有研究多从法学和贸易视角质性分析竞争中立定义、原则内容和中国应对措施,尚未提出我国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路径,本文所建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与改革路径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层次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及其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层次人才政策的演进和创新可分为4个阶段,即拨乱反正和摸索期、体系初建和发展期、战略转型和完善期、自主创新和成熟期。通过分析,剖析了我国高层次人才政策具有的鲜明特色,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党管人才为根本原则、以人才强国为国家战略、“一体两翼”式的决策思维、“多重肯定”式的激励模式、“党政并存”式的组织机构和“指导、协作与分工”式的实践机制。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西部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为破解西部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增长不均衡、不充分突出的困境,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序列型网络RAM模型和引力模型,从绿色创新效率和绿色创新联系度两方面对39个西部国家高新区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评,结合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导向下西部国家高新区的战略定位、功能和使命,研究提出促进西部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化路径。结果表明,成熟型国家高新区需着力打造成为全国绿色创新的先行先试示范区;成长型国家高新区以引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低碳转型为主要任务;发育型国家高新区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释放绿色创新潜能辐射带动邻近高新区;潜在型国家高新区则要敢于培育其独特的绿色创新文化,为成功对接绿色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高新区奠定基础。研究结论为西部国家高新区全面转向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与政策参考。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①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③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④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提升中国产业供应链体系化治理能力——以化工产业为例

疫情下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与科学治理不仅仅成为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应变能力的体现,更是未来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本文选择化工产业为研究切入点,研究疫情对中国化工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并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通过提升供应链体系化治理能力,推动中国化工产业从“做大”到“做强”,增强产业经济韧性,寻求产业均衡化和最优化的发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