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以期厘清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农民工返乡创业总体上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能够为乡村振兴增加新的动能。(2)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能够改变乡村原有产业结构和传统发展模式，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资金支持，有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实现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的目标。(3)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效应，东北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由于规模较小而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优化返乡创业外部环境、健全帮扶政策、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因地制宜地制定返乡创业政策等建议。     

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465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脱贫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要影响,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城际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各地区创业政策的精准制定和创业活动的精准开展指导提供参考。文章基于5个省6个城市返乡农民工家庭的样本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和多水平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城际差异。研究发现:(1)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3个微观变量和居住地教育环境、居住地居住条件、地区消费水平、地区房价水平4个宏观变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2)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城际差异,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教育环境、地区消费水平和地区房价水平对城市间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变异聚集性具有影响。根据地区特征,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8年陕西和四川两省686家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使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比较了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与非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差异。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提升不仅能够促进其创业,而且能对地理邻近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内农户数字素养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非试点县这一效应并不明显。据此,应大力开展数字化教育培训,提升农户数字素养水平,以合理引导农户的创业行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因素及其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在分析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驱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机理的基础上,基于703户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驱动因素中,就业福利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促进效应,居住福利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阻力效应,社会融入的驱动作用不显著。(2)经济驱动因素中,创业环境和资本禀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都具有正的拉动作用,家庭责任的驱动作用不显著。(3)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力存在地区差异,整体而言,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作用最大,社会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作用最大。(4)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力存在城际差异,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地级市、县城务工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山西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旨在促进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山西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乡村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村电商企业缺乏品牌效应、县域信息化发展环境亟需优化、农村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要完善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深化乡村数字惠民服务,调动乡村多元主体参与,从而促进山西乡村数字化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从交易结构看融资租赁在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中的优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大量农民工失业,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将会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然而,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最大制约瓶颈是融资渠道不畅通。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基于此,从交易结构的角度将两种融资模式——小额贷款和融资租赁进行了分析比较,从中发现融资租赁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中具备一定的优势,并提出创新农村地区的融资租赁业务。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经研究得出,目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积极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弱化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制定积极的惠农政策,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加快农村的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均衡发展.     

银行业竞争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吗？——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将夯实乡村振兴之产业基础,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而企业自身发展存在金融需求。本文匹配1998—2015年中国农业企业数据与金融许可证信息,探究银行业竞争对农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提升了农业企业生产率,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银行业竞争通过促进贷款可得性来提高农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分析显示,银行业竞争对中小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大企业,对老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新企业,对民营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同时,企业的资产规模、流动资产、资本密集度、负债水平等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为优化农村金融体系、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面对农民就业的新特征,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重新界定.经济危机导致农民进城务工机会减少,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自身就业潜力,让农民不脱离本乡本土就能实现就业;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增加农民就业岗位;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     

Recalculating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use a hypothetical method to recalculate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on the labor force in China. We confirm the revised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data by estimat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Through comparing the marginal labor productivity with the subsistence level of wag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e find that the overstated figures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not only result in the underestim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but also are misleading by indicating that China reach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later than in actuality. The process of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a large part of which is through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     

发展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现代进程的加速,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普遍走出农村,离开土地,源源不断流向城市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他们游离于传统农民与城里人之间,非农非城。当今尤其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这就需要尽快建立面向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权益,同时也有利于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探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和完善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就业资本的身份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转型中国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是一种不同于市民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工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资本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消极影响,是农民工公民资格无法充分实现的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差异政治"的价值诉求,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资本的政治策略,即实施"差异政治"。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An introduction to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special issue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literature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es (ICTs) in supporting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comprised of nine papers. Key findings from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 (1) internet use increases rural consumption divers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2) smartphone use empowers rural women in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nd off-farm work participation; (3) smartphone-base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boost rural income growth; (4) a lack of ICT infrastructure and inadequate skills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two key factors that lead to digital poverty traps for smallholder rural farmers; (5) ICT adoption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ccess to credit and empowers rural women and farm households in relatively less developed regions to access credit; (6)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educes farmers'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d (7) e-commerce adoption increases both sales prices and marketing costs, but the magnitude of increasing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magnitude of increasing the latter, which finally contributes to a higher gross return. This special issue also proposes practical instru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ICTs in rural areas to accelerate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