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选取2000—2020年3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两步差分GMM模型与双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各细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对此,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善科创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能效和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供有益参考。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嵌入位置测度、影响因素及攀升策略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UIBE GVC-ADB MRIO数据库贸易流分解数据,对2007—2020年60个国家(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并构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和创新能力3组综合指数,实证检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较低,但嵌入位置尚可,金融、电信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营商环境、要素质量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创新能力能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据此,提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GVC下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应用质化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系统研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基于大量访谈,从深层次视角揭示了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融合意愿、融合能力、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GVC下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4个主要因素。其中,融合意愿和融合能力是两大产业融合的直接影响因素,而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间接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涵盖子范畴（12个）、主范畴（产业融合意愿、能力、环境和资源）和核心范畴（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模型。最后,提出创建产业融合平台和降低行业壁垒等促进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G VC嵌入、无形资产要素与装备制造企业价值创造效率

将GVC因素引入企业价值创造体系中,基于效率视角揭示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以及GVC对该影响的调节机理,构建机理框架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效率视角,选择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评价方法并构建相应测度模型。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度各无形资产要素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以及GVC对无形资产影响的调节作用。最后,提出GVC下提升中国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策略建议。结果发现：品牌资产、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产品功能和人力资源质量对企业价值创造均具有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源数量和有形资产则具有负向影响;GVC因素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大;GVC对无形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嵌入GVC、重视企业品牌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积累、提升企业人力资源质量等策略,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New evidence for heterogeneous effects by income level and provision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s a key element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of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in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in GVCs. Using the gravity framework, I examine the impact of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s on gross trade and GVC trade (backward and forward participation) in goods. I find tha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s promote both, but especially GVC trade, although the effects are heterogeneous: the impact is bigger for developing nation exporters. Moreover, services agreements that allow the export of services without local presence (nonestablishment right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fostering GVC participation.     

双向FDI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全球价值链（GVC）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演化的的必然结果,双向直接投资（FDI）对GVC的形成和重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从GVC增加值、GVC参与度、GVC生产长度和GVC位置四个维度来描述GVC重构。之后基于国别层面数据检验了双向直接投资对GVC重构的影响,主要发现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GVC参与度的提高和GVC链条的延长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IFDI）并未对东道国GVC链条的延伸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国别异质性的检验发现：OFDI显著提升了发达国家的GVC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GVC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IFDI对发展中国家GVC参与度的提高和GVC链条的延伸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在GVC重构中实现产业链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的涌现

新冠疫情引发了全球价值链（GVC）的破坏性结构重构，增强系统应对未来突发事件冲击的韧性成为重构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以松散耦合理论为基础，聚焦分析GVC结构形态及其与系统韧性的联动，识别GVC以结构重构来提升系统韧性进而响应突发事件冲击的演化模式，对GVC松散耦合结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产生响应性演化的机制做出理论性解释。本文基于现实GVC系统结构正在发生破坏性重构的判断，在提炼“系统结构重构+系统韧性提升”共演模式的同时，指明GVC的未来高级存在形态是更具韧性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加速此类新型GVC的构建，本研究对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典型结构特征进行了剖析，以阐释其涌现过程及其长期性，识别出具体的涌现路径，并依此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携手推进更具韧性商业生态系统涌现提供借鉴与实践指导。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