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选择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政策变量、贸易量和FDI集聚程度等关键变量,利用福建省的数据对这些变量与FDI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简要推断FDI的类型,得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结论。     

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内部化优势与FDI流入

传统文献在探讨FDI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在区位优势的实证研究上,由于替代变量的缺乏,对内部化优势的实证相对较少。与传统文献中的跨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不同,本文构建中国省际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将其作为衡量内部化优势的替代变量,很好地控制文化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对FDI的影响。利用面板GLS估计和PCSE估计得出,加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极大地促进FDI的流入;同时发现,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对FDI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区位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断弱化。     

中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3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企业对外FDI的兴趣和行动不断增加,如何找到合适的投资区位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文章梳理了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沿革,归纳了相关实证研究,并回顾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提出了我国企业对外FDI应借鉴创新升级理论的观点,摒弃进军大国的思路,而选择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 "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     

中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与区域影响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吸引资源整合型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区位优势，并从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收入效应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大量吸引流入亚洲市场的FDI后对东盟国家的FDI及其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中国对FDI的分流对东盟国家并不必然造成威胁，并对中国和东盟在FDI合作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产业集群:吸引FDI的新取向

许多学者就FDI在中国分布极不平衡的现状对外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产业集群也是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笔者分析了跨国公司战略的变化，并对中国进行了实证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产业集群应成为各地方政府吸引FDI的新取向，并对西部地区的引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后金融危机与十二五”期间禾商“走出去”战略分析

从“走出去”的动因、模式、区位选择等角度探讨了“禾商”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路径及最新趋势.同时,也选取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已经实施了“走出去”战略的“禾商”企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禾商”国际化经营中既存在遵循西方传统FDI理论学说的方式,也存在无法用西方传统FDI理论解释的跨国经营行为和灵活利用全球一体化新形势的跳跃式发展新模式,并对企业今后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进行了探讨.     

集聚经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本文集中分析了聚集经济以及环境管制下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通过在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纳入环境管制因素考察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聚集经济情况下,“污染避难所”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成立,考虑到集聚经济,外商投资与环境管制关系则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换发展不是最佳选择,而需要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育人力资本和本地FDI集聚效应以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论外商投资企业在湖北省的投资区位选择

根据湖北省投资区位优势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结合湖北省主要城市投资区位与产业优势比较，总结出外商投资企业在湖北省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并阐述了与此相关联的区位选择层级梯度。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该文通过对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回顾，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指出：传统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FDI的现状，促使我国企业FDI的主要动机在于规避各国日渐升温的贸易壁垒、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及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一投资动机也决定了我国FDI在投资区位、投资产业及投资时机等方面的战略选择。     

基于产业集群的FDI区位选择分析

以往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地方发展的内生性资源和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关注较少.就FDI对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偏好现象,探讨了FDI与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     

区域金融发展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分析了金融发展作用于FDI的机理,并利用中国1996~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探讨了金融发展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存在集聚效应,且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等均能显著地促进FDI流入。但金融发展抑制了FDI流入,其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金融体制缺陷造成的。即相对落后的金融体系未能实现信贷资金的最优配置,从而导致FDI作为弥补私人部门融资缺口而大量输入,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私人部门融资困境的缓解,将降低与国外投资商的合作动机,最终导致FDI流出。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区位决策的互动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及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互动影响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09年19个省际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业外资与服务业外资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二者存在相互追逐的关系,制造业外资较为关注经济发展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而服务业外资较为关注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     

市场容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考察

市场容量是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位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利用外资的进一步深化和深入,利用外资在地级市层面的竞争愈演愈烈,研究外商投资地级市的影响因素对于各个地级市根据自身条件有针对性地吸引和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基于2006年我国335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运用OLS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市场容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容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当地市场容量每增长1％,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0．46％。     

中国FDI区位决定因素研究(1986—2009)

关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定,绝大部分研究仅仅关注决定因素的选择,而忽略了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可能会随一个国家或地区FDI的特性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类研究也几乎不考虑空间数据的特征。文章以中国为对象,顾及省域变量的空间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并通过分阶段方式来捕捉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空间特征确实在中国省域引进FDI中具有影响作用,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会随时期动态变化。上述发现对中国各级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都具有重要政策和决策意义。     

FDI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以福建省为例

由于FDI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因而FDI区位选择问题历来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关注。文章首先回顾了FDI区位选择理论,从而明确了集聚经济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文章通过量化指标考察了福建省FDI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得知目前福建省FDI分布具有聚集特征。最后,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1994—2004年福建省整体和8个地级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全省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聚集因素对FDI区位选择都有重大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选址的动因分析

目前，中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整个世界直接投资存量的70％多。中国跨国企业为什么主要选择在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文章从制度和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选址的多重原因，提出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选址的对策建议。诸如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政策、制度的协调和文化的交流，政府要对跨国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咨询，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东亚投资区域，加强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的广度和深度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1984--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本文采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协整关系,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是服务部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变化的原因。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作用未完全显现出来。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服务业利用外资能够促进东道国服务经济的发展。利用1993-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来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利用服务业FDI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