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货币分析与“最优中央银行货币利率”理论——基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实体企业”三元货币市场结构的分析

经济危机爆发后，放松货币、降息成为各国拯救经济的不二法门，但这样的措施真的有效果吗？通过对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的批判，指出目前采用的货币理论大多基于需求侧的片面分析，缺乏对供给侧的研究，从货币供给侧分析入手，构建了“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激励相容理论”“有效货币供给”“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实体企业”三元货币市场结构模型，提出了“干预性市场”的“合意均衡供需”问题，主张中央银行应该将利率恒定在一个“最优利率水平”之上，才可以确保社会有效货币供给的最大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     

房地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研究货币政策及其工具如何通过各种经济变量对实际经济产生作用的问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早期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利率传导机制，货币主义补充的非货币资产价格机制，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古典货币中性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创新强调银行资产的信贷渠道，众多学派围绕“货币是否是面纱”及“货币非中性时影响实际经济途径”的争论使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研究呈现出众说纷纭的丰富形态，随着理论相互间的吸收与融合，我们可以把所有传导机制概括成两大类.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利率市场化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现状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最早是从货币市场化开始的。1996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同业拆放利率。1998年放开贴现、转贴现利率和债券回购利率。从此，我国在货币市场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利率。在推行货币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我国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方面也实行了逐步的、有限度的、稳步推进的市场战略。我们提出“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     

再论马克思利息理论与凯恩斯利息理论的不同点

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人们看到的、体会到的大都是“货币利率”,凯恩斯的“利率决定于货币供求”观点更是得到一般人的认可,有人甚至怀疑马克思的“利率决定于借贷资本供求”的观点过时了。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是关于利率决定的本质阐述,凯恩斯的观点是关于利率决定的现象描述。     

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与政策建议

在央行政府连续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经过形势已有所好转，宏观调控也有一定成数，但通货紧缩的趋势仍未从根本上改善。这我们可以通过１９９９年货币信贷的执行情况和货币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有鉴于此，２０００年以货币政策，应注意采取以下措施：和新的规则确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放松利率管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准备金制度；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进     

股市波动对利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经验证据

在实际利率决定理论中,大多以货币、实体经济因素来解释实际利率的变动,没有考虑到股市波动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股市波动较小时,利率和股市波动之间符合传统的反向变动关系假设,而在股市波动较大时,股市的强波动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二者关系变为正向变动关系：股市的强波动性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的直接渠道,通过收益率差异而导致其与实体经济互动的间接渠道。使用我国2002年～2007年的月度数据实证表明：1．股市波动较大时,实际利率与股市波动正相关,较小时负相关;2．实际利率的83％变动可以由其自身历史数据、货币因素和股市波动来解释,货币供给、股市波动能够对实际利率产生显著持久的影响;3．股市波动既与实体经济相背离,又无法通过货币供给因素、利率因素解释,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中国利率管理的实践与改革展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应对通货膨胀一度实行了与货币利率并举的折实存款利率和折实贷款利率，当时对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我国对不同的经济成份、不同行业、不同用途、不同期限的存贷款，曾制订多档利率，并且适时调整灵活运用，利率的经济和杠杆作用比较明显。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银行根据物价趋向稳定，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调低了各项存款利率，对贷款实行多档次的差别利率，以较低的贷款利率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从财政主导转向货币政策工具：中国利率水平决定的转变*

本文基于利率市场化的角度,使用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自回归模型（MS AR）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1996—2017年）利率水平决定机制的非线性变化。通过计量模型识别出我国利率水平决定的两个体制,即“财政主导”（1996—2005年）和“货币主导”（2006—2017年）。我国利率决定机制改变的时间轨迹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相吻合。这表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利率调控方式由财政主导转向货币主导,为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货币供应量（M2）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以及资本项和经常项“双顺差”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将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一定的传导作用,同时,存贷款利差和贷款利率水平,也会从货币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货币供应量。本文选取经常项和资本项顺差、存贷款利差水平和贷款利率等指标作为影响货币供应量因素,做简单的实证分析,得出可靠结论,从而提出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化政策建议,这对经济稳定、健康的运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货币市场基金: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创新

随着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必然会存在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异,这在客观上为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本通过借鉴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在我国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的可行性与制约因素。同时,从三个方面论述推进货币市场基金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其次,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以及利率市场化的顺利进行;最后,可以促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提高市场效率,为迎接入世作准备。     

基于标准泰勒规则的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估算

本文利用泰勒规则方法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偏离程度进行了估算。对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并不符合稳定货币政策规则要求。标准泰勒规则具有良好的稳健性。根据泰勒规则原式及稳定货币政策规则最低条件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存在负的利率缺口,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缺口并不是稳定的,更不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存在着长期偏误。这对进一步理解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合理评价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基于法定准备金操作的研究

利率和货币量哪个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许多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涉及货币政策工具与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货币政策工具和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存在明确的、稳定的关系,从而保证利率目标或者货币量是可控的。基于法定准备金操作的研究表明,法定准备金操作和货币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而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导致利率和法定准备金操作关系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则是IS曲线斜率正负性的不确定性;同时,对现阶段中国IS曲线斜率稳定性的实证研究表明,其斜率正负性是不稳定的。因此,利率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低利率时期的货币政策效果——台湾地区及日本经验

日本央行在最近一波的景气衰退中被指为货币政策操作不佳,因其似乎只专注降低利率而忽视其它传递管道.货币政策在景气差的低利率时期是否能有效果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台湾地区货币主管部门在上一波不景气中也不断以调降利率作为因应,因此本文利用VAR(向量自我回归)模型分别针对台湾地区及日本这两段经济不景气的低利率时期进行讨论分析.根据冲击反应分析显示,不论是台湾地区或日本在观察样本期间都得到货币政策无效的结论,其中台湾地区可能存在"投资陷阱";日本则发现存在"流动性陷阱".     

金融结构及其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本文在简要考察中国金融结构转型中货币政策机制 ,包括货币政策的工具、效率前沿和规则及相应的货币传导机制变迁轨迹的基础上 ,根据结构分割点原则 ,实证检验、估计和分析了金融结构变迁对货币政策的适用工具和反应函数的影响 ,以及对货币传导的利率机制 ,即由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并进而到通胀率 -产出波动前沿的影响。基本的结论是 ,金融结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货币传导机制的性质和作用程度     

温和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2003年以来,我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了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轮温和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而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M0、M1、M2以及贷款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缓解和释放通货膨胀压力既需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需要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实行"双升"的货币政策,在调升人民币利率水平的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既升息又升值,但升息和升值的幅度不宜过大.     

Using pre-EMU money market rates to assess monetary policy in the euro area

This note addresses the problems arising when using national pre-EMU interest rate data in the estim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reaction functions for the euro area.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failing to adjust for interest rate risk premia leads to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response of monetary policy both to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to the output gap. A method for adjusting pre-EMU interest rate data for risk premia is proposed.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开放经济的"三元冲突"中,中国选择了固定汇率,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和较大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即用少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换取有限度的资本流动.但在这种组合下,随着我国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货币政策独立性也将进一步丧失.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至关重要,除非有能力继续维持更严格的资本管制,我国必须逐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est rates in a small open emerging economy: The case of Romania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a small open emerging economy using wavelet-based methodologies. Based on data for Romania, our results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on the interest rate - exchange rate relationship during turmoil or policy changes. In the short term, the relationship is negative, confirming the sticky-price models, and over the long term, the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 confirming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urmoil, 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generally take the lead over the interest rates for the first month, but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take the lead afterwards.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in a small open emerging economy with a direct 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policy reg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est rate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an advanced economy. Also, our results stress the necessity that the central bank must pay simultaneous attention to both variabl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monetary policy targets.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Monetary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terest rate target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ssue of monetary delegation in the case where central banker’s preferences are uncertain.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analysis is that it introduces nominal interest rate targets to the monetary delegation scheme in addition to linear contracts, quadratic punishments, and inflation target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est rate targeting will improve social welfare since it leads the central bank to make smaller interventions, which limits the scope for the central bank’s uncertain preferences to impact th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