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的强制调查权

行政公益诉讼中,强制调查权的缺失导致检察机关倾向于取证容易的案件,人为地缩小案件范围,也无法应对突发性公益案件的证据固定,不利于实现行政公益诉讼预防性要求。强制调查权派生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也由其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全面承担举证责任的现实决定。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利用强制调查权干预行政权,应当完善强制调查权启动程序,设计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和上级机关审查决定制度。     

试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监督的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公安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规范了侦查程序的正常行使。但由于现行侦查监督机制存在的如立法不完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等原因,制约了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侦查监督机制,通过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批准逮捕案件引导侦查权;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及撤案活动的制约;扩大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性处分的审查决定权;完善检察机关对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监督;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纠错机制中的调查权、制裁权等措施,进一步规范公安侦查活动的正确行使。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适用刑事和解是必要和可行的.基层检察院开始探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过程中,还存在相关法律缺失、考评制度制约、传统观念影响等问题,建议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改革检察机关考评机制,加大司法宣传,改变传统观念,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发展.     

刑事冤错案的揭示:原因及防范

正刑事冤错案的发生与案件自身因素、证据因素、人为因素、制度因素与制度之外因素有关。因此,防范刑事冤错案的发生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审判法官来说,影响刑事冤错案最核心的因素是证据因素,这是由证据是诉讼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笔者在对近年来刑事冤错案的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几个典型案例引出刑事冤错案件的揭示过程,进而从证据本身存在虚假可能、证据运用存在错误分析和证据制度存     

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庭审若干问题探讨——兼论公开庭审中检察机关如何定位监督角色

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意见。这种阳光化的减刑模式是对今后中国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积极尝试,也是检察机关如何在庭审中发挥监督作用的一个有益探索。为进一步增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检察机关将紧紧抓住审判公开和同步监督两个环节,在法院大力推行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在公开审理中检察机关如何定位监督角色及进行法律监督。     

谈违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是为了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事提供从事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根据。在各种原则、制度中，收集、审查、认定证据的原则、程序和规则最为重要，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并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活动就是围绕着收集、审查、认定证据而进行的。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合法，必将导致违法证据的产生，而在审查、认定证据时不排除违法证据，也不一定会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当和效果，使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损于司法的公正性，失去法律的权威。因此，实行违法证据排除制度并确立适当的排除原则，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司法的公正，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立法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得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公益诉讼适用情况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推动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未对等对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基本程序、保障措施、配套工作机制进行明确规定,影响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效果。文章建议从基本程序、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从聂树斌案复查看完善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制度

本文以举国关注的聂树斌案复查为切入点,从建立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入手,简要分析了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制度的现状和要求,提出了完善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制度的构想.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 检察公益诉讼保障督察整改落到实处

<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典型案例后,《环境经济》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她同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刘艺认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制是发现系统性环境违法、长期破坏环境线索的重要机制之一。但这项机制具有周期性和运动性的特征,无法持续关注、长期督促有关企业和部门整改。因此,将相关案件移送给检察机关,借助司法力量持续推动相关案件的整改落实,恰恰反映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构“功成不必在我”大局观和系统观。而检察机关继续办理相关移送案件体现了司法机关服务保障大局的责任与担当。以下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能有效发挥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定功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完善适用逮捕的法定条件,健全案件质量评估机制,统一办案部门的执法尺度。     

试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作为一种经常运用的证据,有其独特的特色和意义.但在实践中,证人不出庭、证人到庭但拒绝作证、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却经常发生,证人不出庭作证不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正确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不利于打击犯罪.其中,证人受到打击报复这一现象已严重妨碍了中国的司法公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为响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也为了查明和认定犯罪事实,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刻不容缓.本文拟从我国证人保护的必要性、现状、原因及相关对策这几方面来浅谈我国证人保护制度.     

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制度之一,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对退回补充侦查的有关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应认真分析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补充侦查制度的缺陷,以便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补充侦查制度。     

论刑事证人权利的保护机制

加强对人权的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刑事证人权利保障是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行法律缺乏对证人权利保护的有效机制，导致中国刑事诉讼中证人的出庭率极低，严重影响了案件事实的查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化解证人出庭难问题，必须完善对证人权利的保护机制。     

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构建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当前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因此,有必要就检察引导侦查进行系统的体系性构建,通过概念的辨析、理论基础论证、原则性规制以及案件范围的确定,建立完善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对未成年人采用轻缓的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部分,对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全面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适时采用非监禁化、刑事和解制度等举措,更好的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关于现行民诉抗诉案件再审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抗诉监督权,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抗诉的事由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在出庭时的地位尴尬、抗诉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抗诉过程容易产生干扰、抗诉证据容易灭失以及再审案件管辖权的设置不够科学等,建议从适当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设定同级抗诉制度和设立专门再审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     

银行反洗钱法律问题研究

在反洗钱问题上，银行利益与国家利益没有冲突。银行要充分认清洗钱活动的危害，为创建完善的反洗钱机制而努力。我国应借鉴国际反洗钱法律制度经验，尽快制定《反洗钱法》。确立以《反洗钱法》为核心，以刑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为补充的多层次、完善的反洗钱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惩治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了解你的客户”和监控电子交易系统的法律制度。     

地方传真

湖北四部门联手打击环境犯罪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明确了各自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强化依法惩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行为。为使联合执法长效化,《通知》要求建立四大制度：移送审查报告制度、案件咨询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系会议制度、检查和考核制度。     

浅谈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它是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附加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适用范围比较广泛。由于刑事立法上的不足,罚金刑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造成罚金刑执行难。针对于此,通过分析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制度存在问题,提出通过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方式完善罚金刑制度。     

刑事和解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并且得到肯定写进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但是法律规定的三个条文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该对刑事和解的全部程序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