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生物技术领域技术预见的实证研究

为了把握上海未来科技发展形势,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展了技术预见,运用德尔菲法,针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设计了调查问卷,向相关专家发放。以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预见为例,采用相关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回收的两轮问卷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上海市技术预见整个过程的实证研究,拓展了技术预见中信息整理、信息挖掘的方法体系,为我国开展本土化的技术预见提供参考。     

基于技术预见的科技规划重大专项选择机制研

科技规划是把握科学技术未来发展趋势,探索科技创新与发展机会,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重大科技专项选择是科技规划的核心内容。将技术预见应用于重大科技专项选择过程中,首先提出重大科技专项选择应遵循的原则,并阐述了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技术预见方法,包括以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研法、以技术为导向的专家咨询法、技术和需求兼顾的市场德尔菲法;然后设计出基于这3种方法的重大科技专项选择流程;最后详细研究了重大科技专项选择的技术预见过程。这是对传统非程序化的重大科技专项选择机制的重要创新,为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支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预见需求研究——上海运用DELPHI调查法开展需求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明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及对科技创新提出的需求,对技术预见而言非常重要。日本在其第八次技术预见中,首次进行了需求德尔菲调查,受到了广泛关注。我国技术预见已经开展多年,但需要加快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与需求研究与技术预见充分结合起来。2009年,上海技术预见首次开展了技术预见需求德尔菲调查,探索了技术预见需求研究的新模式。     

技术预见:科技管理新的战略工具

技术预见是新时期政府改革和加强科技计划与管理工作，特别是提高科学战略与规划水平的新兴工具，近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重视和运用，形成了全球性大趋势。中国科技21世纪的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技术预见这个“新的战略分析与集成工具”，它的支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的思考

技术预见是优化科技管理、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工具和参考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预见开始传人我国,引起了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组织开展技术预见已成为我国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上海、北京等省市的技术预见工作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机制和推进模式。     

区域产业技术预见的方法体系研究

技术预见是制订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决策的主要技术方法,产业技术预见是区域技术预见的主体。以系统工程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在充分认识区域产业技术预见基本含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区域产业技术预见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及其求解的逻辑结构,提出了区域产业技术预见的方法体系,构建了方法体系与问题求解的结构关系。     

基于技术预见的产业发展路线图研究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科学技术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竞争已成为当今世界竞争的制高点。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技术预见来选择“可持续的技术”,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项目在对技术预见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就技术预见的重要前期性工作,即产业需求,从区域产业优先发展领域的选择及其路线图开展了前瞻性研究。     

第五届中国技术未来分析论坛——“跨领域研究预测与管理”会议通知

<正> 一、会议背景跨领域研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科技服务社会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对跨领域研究项目进行评价与选择、创新管理模式与提高研究质量、实施科学预测,对于国家科技活动和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论坛"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0)、北京市重点学科的资助下,由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共同主办、     

遴选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利益为最高原则

在典型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计划)中都十分明确地提出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其确定和选择国家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有两个基本依据(1)根据当代科技自身发展的新规律、新特点和新趋势,以及当代科技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范式”的变迁,通过科学评估、技术预见和预测等手段,来把握孕育科技发展重大突破的科技发展优先领域,该依据具有“普适性”。(2)各国根据其基本国情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目标,把“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家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目标”作为选择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的最高原则,它体现确定和选择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的“特殊性”。虽然这些典型国家通过科学评估、技术预测和预见等手段,把未来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都聚焦在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等领域,但是由于各国追求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特殊性”,使各国确定和选择的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的排位又有较大的差别。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其科技政策(计划)中,把“保持在全球的全面领导地位”、“确保国家安全”、“保持经济繁荣”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作为科技发展的四大目标。美国虽然强调科技“全面领导地位”,但其仍有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并把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作为优先领域,针对这些优先领域,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专项领域科技发展计划,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生命基因组计划”、高性能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研究计划和“TT2”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新能源计划,等等。印度是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一直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其科技发展优先领域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尤其明显,以发展国防科技和高科技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导向,其优先领域确定为核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并出台了“一体化核弹计划”、“无人探月计划”和“信息技术计划”等专项领域的科技发展计划。日本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在巩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基础上,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2001年日本根据本国国情把信息、生物、环境和纳米技术确定为四大优先领域。俄罗斯科技政策的宗旨是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包括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实现经济增长等)。并提出了科学、工艺和技术优先发展方向和关键技术清单。德国提出的优先领域排序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韩国科枝发展的优先领域是信息、生命、环境、能源和材料技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世界政治大国,但是中国还不是军事大国、科技大国、经济大国。毫无疑问,《2006-2020年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科技发展目标不仅要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且要服务于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基本目标,科技要为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保驾护航,科技要对影响和干扰国家安全、国家和平统一的因素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技术预见模型演进与展望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打破主客体二分法来分析技术预见模型的演进：第一代技术预见行动者主要是科技、政府和专家;第二代行动者新加入市场,使专家的外延扩大化;第三代行动者包含公众和社会。市场和政府、公众与专家、社会与科技作为行动者具有广义上的对称性和能动性,他们使用不同的技术预见方法和理论进行转译链接,共同构建发展的、不断演进的和稳健的行动者网络;第四代技术预见需要关注环境行动者的地位,在全球低碳科技的大背景下,应重点关注各国政府对环境代理者角色的争夺。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