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会计

从１８岁开始直到６０岁退休,岳父一直在村里干会计,市里镇里发给他许多奖状,家里都没地方挂了。作为一个农民,他还连续担任过五届市人大代表。然而,岳父最为出名的事情,却是对子女们的管教严。在农村,说到对孩子管教严,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打”。据妻子说,小时候,她和哥哥们没少挨父亲的巴掌,人人都怕得要命。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岳父的时候,望着他那慈祥、和蔼的笑脸,感到他是一位可亲的老人。妻子说:父亲当初是恨铁不成钢才打我们的,这其中饱含着事事为我们操心,帮助我们把握好人生的方向。会计,在村里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亲戚朋友也多…     

清新自然现代高效--荷兰家庭奶牛场印象

吉多·范霍芬是一位戴着眼镜、身着深灰色毛衣的白净青年,他的形象与我们脑海中的农民形象相去甚远,然而他的的确确是个农民,而且家里世代务农。“我们家的农场已有200多年历史了,我是家里的第五代农民。”32岁的吉多·范霍芬不无自豪地说。范霍芬和他父母共同经营的农场位于荷     

成功之路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党的人了，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都要为党工作，把一切交给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青年农民杨成功向党立下的誓言。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农村党员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3年2月，杨成功肩负组织的重托担任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党支部书记。他面对的是岩石裸露的群山，环绕土坯房充塞的小村，全村人均收入仅一百多元。村里有一个小型白石矿，年利润仅一万余元，刚刚够民办教师和村干部开支。这个仅260余户的小村，就有130多户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     

呼唤扶贫“静悄悄”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载，湖南省岳阳县农民李雄因收成不好、妻子生病，生活比较艰难、县长童康宁主动与他家结成扶贫“对子”，逐步帮他家摆脱了贫困，记了解此事时，李雄说：“童县长每次来我家从不声张，有时连村里人也不知道。他帮我解决完问题，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扶贫帮困“静悄悄”，这一作风令人赞叹。     

绰号不雅的土地助理——记洪泽县仁和镇土地助理高在林

绰号不雅的土地助理———记洪泽县仁和镇土地助理高在林王建国夏宝国陈新兵在江苏省洪泽县仁和镇，土地助理高在林有一个很不雅的绰号：“高死人”。问他这绰号是谁在什么时候起的，高在林怎么也说不清楚。他对此呵呵一笑说：“和土管工作打交道的１４年里，这‘高死人’...     

摄影报道

广西罗城县龙岸镇58岁的农民技师李坤，于1992年带着200包食用菌种，举家来到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创办了“黔桂菌种厂”。8年来，他走村串寨免费指导农民栽种香菇、木耳、灵芝、冻菌，带动了5000多户计2万余人脱贫致富。摄影报道$三都县人大办公室@杨素高     

村民过上市民生活

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一个穷山区的崛起就是从这历史的一瞬间开始的。初春时节,记者来到山东省龙口市南山村,确切地说,那里的“村”已经变成了“市”。39岁的王仁尧是个地道的农民,他曾经是当地种果树的一把好手,可现在王仁尧已不再种植果树,他的果园已被改造成高尔夫球场的一部分。王仁尧进了村里的企业,当了车间主任。他和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女儿住在一栋166平方米的两层小楼中,每天朝九晚五     

信息能发财

家乡有个当经纪人的农民，常年倒卖小杂粮，别人赚钱的时候，他赚大钱，别人赔钱的时候，他也赚钱。同行不解他赚钱的诀窍，这位农民说：“我发的主要是‘信息财’。”     

公民待遇

朋友跟我说，他的姨夫从乡下来，在火车站一连拦了七八辆出租车，人家见他农民装束，想当然地以为坐不起，兀自去了。他的姨夫为此大感羞辱，说：做个农民就这么倒霉，连个车都打不上！”。我听后心情很沉重，在繁华都市的背景上，我看到一个农民的背影踯躅而去。当所谓的城里人漫步在霓虹灯下，热心在“维护宠物的合法居留权益”中，议论在“一吨饭吃掉三十六万元”的天价新闻中，沉浸在千万元别墅的广告中，欢乐在一个接一个的歌舞晚会中时……究竟有多少人会把目光投向这些啃着白菜帮子、拿不到血汗钱的民工们？是谁在公共汽车上睁着惊惶…     

信访履历

黄开堂是湘西小伙子，2002年农村版创刊之初，他开始负责接待来访的工作，这一接待就是近3年的时间，24岁的黄开堂到了27岁，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孩子，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有一次周末，几个同乡约他去爬香山都未能成行。他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农民。我去过黄开堂的住所，很多人租住的一间大房子，大家轮流做饭，每天会有一些衣食无着的上访农民在他们那里吃饭。黄开堂不善言辞，我取笑过他的普通话“国有国的口味”(各有各的口味)，我挑剔他的文章是一笔流水账。前年快过年的时候，北京正下着大雪，我打…     

一个老人和农广校的二十年情结——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农广校优秀学员徐利民

他过去是农广校学生，现在是农广校的兼职教师，一个和农广校结下深厚情结的人，他的名字叫徐利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毕业的徐利民来到鄞州区偏远的梅湖养猪场，迈出了自己走上社会的第一步。为了养好猪,他把第一个月工资全买了关于科学养猪的书籍刻苦研读。几年里，徐利民凭着书本上学到的养猪技术，当上了猪场的技术员，后来又成为梅湖养猪场的场长。但随着工作的需要和学习的深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利民已经很难再有提高。没有老师指点，有很多知识只能一知半解。要是有在专业方面进行学习和培训的学校，那该是多好啊!这成了徐利民一个很大的心愿。1985年，机会终于来了。中央农广校针对在职而无专业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开设了首期“畜牧兽医”专业班。这对徐利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年，42岁的徐利民走进了农广校的课堂。从此，他与农广校结下了深厚情结。     

北京：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变股民

60多岁的马清老人做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老了却变成了“股民”。他持有白坊村15000余股的股份，成为村里个人第一大股东。在白坊村进行“股份化”改革后，一年的两次分红中马清老人分到了1万多元，而过去他1年的收入只有6000多元。     

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始于土地流转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提出了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济，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我们要以小平同志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直接从事农村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认真调查研究，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健全、完善农业经济体制。当前，特别是要在坚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机制，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简单一点说，就是要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这既符合中央的要求，不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又发展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也促进城市化和二、三产业的发展。正如有的地方所讲的“农民要增收，必须发展高效农业，而要发展高效农业就应该做到生产技术专门化，生产经营规模化。”“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先有种田大户，才能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规模效益主要来自‘多中取利’，种七、八亩田，一亩收入500元，只有4000元，如果种200亩，一亩收入即使200元，也有40000元”。实践证明，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确实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而当前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供选择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根据浙江一些地方的实践，在土地（包括林地）流转方面主要有6种方式。     

看到地抛荒我心疼——记湖北省大冶市种田冠军侯安杰

“今年,我估计能产粮1700万斤!”9月5日,记者采访侯安杰时,他一脸自豪地对记者说。 侯安杰是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的一个普通农民。2008年,他租种了湖北阳新县、大冶市8个乡镇33个行政村1．8万农户的1．96万亩农田,成为中国农民中的种田冠军。侯安杰也因此出了大名。面对各种赞誉,侯安杰显得很平静,“我不过是个种田多一点的农民而已!”记者问他,在刚开始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租种那么多的土地,侯安杰说：“看到那些抛荒地我心疼呀！”     

火盆

第一次见到火盆是十七年前。 那一年秋天．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山区村 校任教。在学校旁边的小店里．我发现一个正方形 的木墩．上面的凹陷处用铁皮“镶嵌”着。这是个 什么东西呢？我不好意思问店主——山里人待人 挺客气．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对我这个嘴上无毛的 小子也开口称“您”。在他们眼里．老师是很有学 问的．如果我提出这样一个可笑的问题．那岂不是 影响了教师的“光辉形象”么。三天后．我心中的 疑问被同事解开了:这个“怪物”名叫火盆．冬天 烤火之用。 那年冬天．一场在故乡从未见过的漫天大雪 疯狂地飘舞,道路被雪遮住了．到处是白茫茫的一 片．学校被迫停课。没有了铃声．没有了学生的欢 笑．没有同事的交谈．顿觉冷清极了。想想自己做 为长子．却不能帮助已年迈的母亲．一个人来到这 离家八十公里的山里．同窗好友音信皆无,自己简 直真像有些人说的在“劳改”．想着想着．禁不住     

返乡农民工罗仁炳的创业故事

对于四川省宣汉县天丰菌业有限公司创办人罗仁炳来说，2008年是他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种植双孢菇、姬菇等200多万袋，占达州食用菌市场的40％，他也因此被评为达州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示范岗。面对荣誉，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我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上海把文化服务送到农民工身边

“现在的农民工也爱时尚，也想提升文化素养。”岳喜政是斜土路上一个工地的建筑工人，7年前中专毕业，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他说，近两年他们建筑工人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每天基本都能拿到200元工钱，有点技术特长的月薪七八千元，“有条件了，也就有了新追求。现在连小白领都未必舍得买的iPad，我们工地上不少人都买了，累了一天，晚上在宿舍里看看电影、玩玩游戏。”     

难忘火米饭

不久前，我陪一位领导到甘孜、雅安检查退耕还林工作。这位领导是雅安当地人，十分健谈。有一天午餐时在雅安一个山沟的路旁，看到一家挂着“火米饭”招牌的小饭馆，他眼睛一亮，说就在这儿吃午饭。当地陪同人员愕然，害怕在这样的苍蝇馆子招待省上领导有失“规格”，该领导把手一挥，并用四川特有不卷舌的椒盐普通话说：“什么‘规格’不‘规格’，咱也是贫苦农民娃儿出身，今天在这里搓顿午饭，我就是冲着这好多年不见的‘火米饭’来的”。大家见首长对“火米饭”感兴趣，也都乐了，于是围了两桌，自己动手盛饭，蘸着老板亲手磨的豆花当菜…     

周恩来最后的六个月（三）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编读

“9亿农民早就应该有这样一份自己的刊物”——湖北省大悟县大新镇农民张积明“我就是再穷，也要订《中国改革·农村版》，订我们农民自己的杂志！”——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和弟妹，从黑龙江一路乞讨流浪到北京的28岁农村姑娘赵丽在看到《农村版》后，斩钉截铁地说。“第一份为农民说话的杂志，对百姓是一件好事。我们村的老人，大多数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50多年，当他们失去劳力，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希望你们刊物关注他们，关注农村中的老有所养的问题。”——福建省财会管理干部学院的王天赐老读者来信表示对“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