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过度投资与公司业绩——基于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背景

本文以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外在制度背景,实证研究检验了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及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为:我国地方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水平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地方控股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水平越强,企业投资效率越低,经营业绩则越差.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外在制度背景下,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     

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通过对2007-2019年全部上市A股的实证分析,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政府大客户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或者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文章对提高供应链整合和上下...     

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融资关系研究

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即公司声誉相关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声誉文献综述,声誉与融资文献综述。通过对上述三个部分的研究,文章分别对探讨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和声誉与企业融资的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声誉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带来更多长期融资。     

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研究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企业业绩正相关,而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企业业绩无显著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销售收入增长率无显著关系,但与政府补贴显著正相关,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用于维护政府关系而非客户关系;而在国有企业中,上述两个方面均无显著关系,说明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既没有用于维护政府关系,也没有用于维护客户关系。最后,通过考察高管职务消费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职务消费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中两者无显著关系。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是一种高管代理问题,表现为一种腐败;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是一种政府关系资本投资,能提升企业业绩。     

地方产业政策与债券融资成本

地方产业政策是影响辖区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8年债券发行市场的数据，考察受到地方政府“五年规划”鼓励的行业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研究显示，地方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发行利差，重点产业政策效应高于一般产业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效果中发挥关键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推行”和“退出”具有产业政策间和政策内的双重非对称性：一般产业政策“推行”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一般产业政策“退出”显著提高企业融资成本；重点产业政策“推行”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重点产业政策“退出”没有显著恶化企业融资环境。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信用增进、信号传递、隐性担保和流动性风险作用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的稀缺性和支持力度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双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动态效应检验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推行”能够显著优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而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退出”不会恶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本文为地方政府遴选和退出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并对规范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有启示意义。     

职业经理人会关注他们的市场声誉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舞弊行为的经验透视

本文构建了一个经理人声誉与舞弊行为的关系模型,从公司舞弊行为角度透视经理人对自身市场声誉的关注情况。模型预测,基于职业生涯利益的考量,越年轻、合同报酬越高、外部招聘的经理人越注重职业声誉,其所在上市公司越不易发生舞弊。以被证监会处罚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的检验表明: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并没有为年轻经理人向市场显示其优秀经营才能和抑制舞弊提供足够激励;外部招聘的经理人并不具备更强经营能力,其所在上市公司舞弊可能性不一定会降低;经理人合同报酬与舞弊显著负相关,但考虑经理人市场竞争后其抑制舞弊的作用降低;经理人市场竞争与经理人合同报酬是两种相互替代的经理人市场治理机制。     

红利上缴与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研究

本文以红利上缴为背景,研究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将红利上缴后留存的利润视为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一种激励,通过构建只具有生产任务和同时具有生产、在职消费双重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红利上缴与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之间的权衡。模型研究表明,激励强度与能力系数正相关,与风险规避程度、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成本系数负相关,在职消费与生产性努力此消彼长,这为红利上缴政策设计提供了依据。基于上市公司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分红比例确实会损害企业经营绩效,因此在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时,应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加强对在职消费等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     

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煤炭类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并把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补贴纳入考虑范围内,研究二者对环保投入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和政府补贴的增加均能加强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项研究丰富了煤炭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融资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为顺利实现“双碳”目标、鼓励企业增大环保投入力度以及帮助煤炭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提供参考。     

政府 R & D 补贴、企业研发实力及其行为效果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企业技术实力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补贴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否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技术资产与R＆D投入正相关,研发人员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两者均不显著;研发人员正向调节了政府补贴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发挥了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正相关。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本文选取 2012～2017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构建企业创新、 环境绩效与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三者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 型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 U 型关系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 的U 型关系更加明显。 此外,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对环境绩效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融资能力--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

融资能力是企业能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政策,我国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在不同阶段体现为不同的模式.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应该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开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本结构、收益波动率、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成长机会等.     

债权人监督、负债融资与企业 R & D 投资--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之前的研究发现负债融资阻碍了企业的R&D投资,本文从债权人监督的角度对负债融资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本文研究发现,受到债权人监督较少的商业信用对企业的R&D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而受到监督较多的银行信贷则严重阻碍了R&D投资。然而,在银行信贷监督较少的国有企业以及自有资金较多的企业中,银行信贷却不会影响企业的R&D投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负债融资对R&D投资的影响效果受到债权人监督能力的影响,监督力强的债权人更有能力影响企业的决策,从而导致企业R&D投资的减少,而监督力弱的债权人则不会影响企业的R&D投资。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

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的企业政治关联的培育动机与成本、关系紧密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政治关联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性。本文对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的本质及其功能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基于2006—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加注重政治关联的建设,它们相对于国有企业也更加倾向于从事创造性生产活动,而国有企业则更加倾向于从事破坏性生产活动。②政治关联对创造性生产活动及破坏性生产活动未产生显著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则存在显著的差异,即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引致了破坏性生产活动但遏制了其创造性生产活动,而国有企业政治关联遏制了破坏性生产活动促进了其创造性生产活动。③破坏性生产活动改进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种破坏性生产活动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而创造性生产活动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     

地方政府债务、 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逐渐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器转为困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虽然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但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承担者,是否也受到政府举债行为影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对 2008～2018年制造业板块的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融资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成长的倒Ｕ型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类检验发现,这一影响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和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理清政府经济行为在微观层面上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基于企业杠杆操纵的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对微观经济实体的挤出效应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迫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信贷资源的挤占,企业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粉饰真实杠杆率来增强外部融资能力。基于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上市公司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可能导致企业存在虚假降杠杆的情况。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在非公开发行债务占比更大、财政分权与财政压力程度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于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债务结构更依赖银行贷款、预算硬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更大的样本。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杠杆操纵提升了企业信贷融资能力,但也加剧了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杠杆操纵的视角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积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企业虚假降杠杆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处理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相比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政府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融资效率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下,通过绿色创新提升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成为能源产业的新增长点。本文立足于新能源行业,先运用DEA模型计算2018~2020年间134家新能源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再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能源企业的融资效率整体不理想,但这一现象在逐年改善;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创始人政治身份与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代际锁定北大核心CSSCI

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提出了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中国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锁定的两种机理,即企业政治资本积累假说和社会情感财富维护假说。以2003—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的混合截面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创始人政治身份显著增加了继承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可能性,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代际锁定。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两种机制并存:创始人政治身份给家族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等经济利益,成为家族企业积累政治资本的渠道,这提供了支持企业政治资本积累假说的证据,因为企业政治资本有助于提升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意愿和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创始人更有可能把政治身份转移给继承人而非家族外人士的职业经理人,这提供了支持社会情感财富维护假说的证据,因为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转移成为中国情景下家族维护衍生于创始人政治身份社会情感财富的途径。本文揭示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这项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机理,丰富了政企关系和社会情感财富的研究文献。     

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

本文以我国2002—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后,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不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     

政府干预、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金融错配的厂商创新模型， 并将政府干预引入模型， 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复杂的， 取决于政府干预手段对企业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间接作用， 且这两种作用通常是相反的， 即金融错配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 2010～2016 年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 并且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指出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助，加快竞争性国有企业行业改革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