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留给我们怎样的思索？

本文标题用了“留给”,是因为“这场战争”总会过去,而且也许很快就会过去。 战争留下的问题太多了,最大的莫过于战后的伊拉克到底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政权,以及这个政权能维持多久,与周边国家乃至美英等国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演变(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国家都不止一次地干过费力扶持一个政权结果最后演变为自己的敌人这类看起来有些愚蠢的事情,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方恰恰在于:明知可能如此,也不得     

“全球化新阶段论”批判性考察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西方学界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全球化新阶段论”.该思潮认为,经济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的国籍正变得模糊,“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政权”已初露雏形.然而,真相却是:跨国公司的国籍身份并没有消失,传统民族国家也远未消亡,一种具备“统一意志和利益”,“自在且自为”的“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政权”则更没有成型.当前时期,我们仍需继续坚持基于“民族国家”与“竞争资本”分析范式之上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反对抽象且散发着机会主义气息的“超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最新演化形态——“全球化新阶段论”.     

社会主义合作制度浅析

无产阶段夺取政权以后,能否把小私有制的广大劳动农民引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否成功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恩格斯曾在《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做过详细论述,并且设想要通过国家援助的办法使小农走上“集体所有制”的“协作社”道路。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又进一步发挥和丰富了这一光辉思想。认为合作社制度在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社只能是“集体资本主义”性质。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控制国家经     

农村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原因及对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从人民公社向“乡政村治”体制转变。在这一体制上的变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弱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村基层政权权威下降，直接影响着农村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探讨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封建政府对商贾的政策及其影响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经济基础以稳定政权,总是强调“重农抑商”政策。列宁指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必须为它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封建政权的经济支柱是小农经济。为了扶持、发展这种个体小农阶层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封建政权千方百计地致力于“抑商”。这种情况,竟延续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达二千多年之久,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能带来的种种变化和进步。     

执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及发展方向

执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关系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就要从“共治威权”走向“法治威权”,向一个“法治式的威权政治”努力,以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增强政治治理的有效性。     

从“十一五”规划看执政方略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怎样理解列宁关于“一整架大机器”的一段话

1923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当报告中谈到组织全国经济的任务,与“战胜国内敌人”和“建立政权”的任务相比,乃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时,列宁讲了下面一段话: “纰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     

从苏共亡党看党群关系

算来苏共亡党已有整整12年了。一个有1900多万名党员,掌握着全部国家权力,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大党,竟能被人登高一呼,顷刻瓦解,毫无还手之力,政权交替之“顺利”,至今让人费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那么,这个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的“龙头”,我们昔日的“老大哥”被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拉下马的原因到底何在呢? 十几年来,关于苏共亡党的原因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有的认为是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多党制;有的     

改革财税制度 发挥杠杆职能

自古以来 ,财政都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政权构架中的官员体系、意识形态等国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稳定性 ,即使在政权衰落过程中 ,它们出于惯性仍可维持一定的时期 ,但如果出现财政危机时 ,国家则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拖延和回避。因为国家无论是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 ,还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都需要有财力作基础 ,甚至官员俸禄的发放 ,行政机构的运转 ,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古今中外的改革经验都表明 :财政问题往往是引发改革的根本原因。尽管改革具体内容纷繁 ,先后顺序各…     

国家控制银行：银行退出的逻辑起点——中国银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虽然充满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国家满足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用,但为了满足政权存续的效用,国家必然对银行实施严格的控制,通过给低效的国有经济提供金融补贴来避免其衰退引发社会政治动荡和政权反复。当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时,国家控制银行的收益递减,而其成本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加速递增,国家就有激励从银行退出。国家声誉资本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几乎不存在退出路径,而真实资本的可分割性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渐进退出的路径选择。     

对国家财政"一体两翼"基本框架的再认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国家的两种身份(政权行使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两重职能[社会管理、经济(含国有资产)管理]是国家财政“一体两翼”的经济基础或思想源泉。从两权不分与计划型财政的转型入手，提出“一体两翼”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理论总结，既回答了对“一体两翼”的批评与否定，又强调了“一体两翼”基本框架的现实适用性。     

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中的“以退为进”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弊端逐渐暴露、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危机之时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前提下,列宁采取“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思想。这不仅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道路,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     

李自成农民起义兴亡的税收诱因

本文对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由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造反者建立的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对苛捐杂税深恶痛绝,实行了完全免税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号召人民群众,凝聚人心,队伍迅速壮大,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然而他们把税收视为统治阶级的万恶之首,"均田免粮",完全不去建立税收制度,却比明末政权败得更快和更惨。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个完整的政权,缺失了税收制度等生存必备的国家基石,也就难以建立稳固的政权。税收影响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的兴衰成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是轻税甚至免税政策有助于号召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夺取政权。二是无税之国犹如无源之水,只有税收这个取得财政收入最主要和最长久的手段,才有可能为政权稳固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三是得当的税收制度为政权稳固的基石,应牢记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税收政策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的税收制度,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固和长治久安。     

乡政新论

乡政是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它上接国家,下联农民,在政治输出和政治输入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既不赞成虚化乡政甚或撤销乡政,也不主张将乡政建设为一级完全的政权组织。乡政的未来改革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政,而在于顺应现代治理的要求进行民主转型,即在县乡政权之间进行制度化分权改革,进一步增强乡政的相对自主性或独立性,实行有限的“乡政自治”。     

试论租赁经营企业租金的有关财务问题

一、租金质的规定性租金作为连结出租方和承租方经济关系的纽带,导源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1886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未来社会主义措施时说过:“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①恩格斯的论述,不但肯定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且还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党权”与“军权”之争

1928年,国民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开始进入训政时期,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通过《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从“党统”和“法统”上,确立了南京政府为“以党治国”体制.至此,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至少表面上已遵从总理遗嘱,形成党治格局.吊诡的是,号称“以党治国”的南京政权,最终建立的却不是一个以纯粹党力体现的党治政权,而是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训政时期南京政府党治体制的制定与日后实态运作大异其趣?笔者谨以南京政府实权派蒋介石与党治制度的规划者和建构者胡汉民的两条路线之争为切入点,探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以“军权”为代表的蒋介石为何能战胜“党权”代言人胡汉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在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启动时期乡镇政权的建立、村民自治推进时期乡镇政权的发展、村民自治深入发展时期乡镇政权的建设这三个阶段。历史证明,“乡政村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公民权和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补充—法权理论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关系并非由生产力直接决定而是直接由上层建筑方面（政权力量）建立的,这一现实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再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十分矛盾,本文提出,当一种新生产力出现时,即使与它相应的新生产关系尚未出现,该生产力所蕴涵的“客观性质”便已“前提性”地决定了新生产关系的基本性态。本文将生产力的“内在客观性质”,概括为“法权”。如果人们正确把握了“法权”,就能够根据“法权”要求（实质是生产力     

平谣术: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治理(1953-1954)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有一场名为“水鬼毛人”的谣言在中国南方暴发.安徽省无为县在谣言暴发初期一直处于上下级之间的尴尬境地,情况较为混乱,激起了一系列干群冲突,但在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后,地方局势迅速稳定.过去学者受材料与视角所限,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县级政权上.本文结合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和田野访谈,将县级政权对谣言的处理政策放置在诸级政权之间的互动之中,对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进行了社会学思路的再考察.本文指出,在理解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时,不能将之视作铁板一块.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严厉”的措施的实施,还是“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县级政权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县级与省级政权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非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