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在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及测度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面临高融资约束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并且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升会促进研发效率提高的理论观点。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指数，采用广义矩估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科技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且存在金融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两条实现路径；金融科技对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强；地区策略选择具有差异，如东部和西部地区可选优化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可以选择提升金融效率。基于此，提出规范企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投融资渠道等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二元离散Logistic模型,利用2008—2013年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结合企业特征,从金融中介发展、创业板发展和风险投资发展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规模越大、年龄越大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现阶段金融中介发展和创业板发展并未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且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具有更大的抑制作用,风险投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金融自由化、金融脆弱性与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系统趋向于脆弱,传统金融监管手段明显不足。文章在分析我国金融自由化趋势基础上,探讨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脆弱性,提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危机

本文通过跨国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体系结构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2)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国家经济受冲击的程度也与金融体系结构密切相关,在那些具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大;(3)从金融体系结构的内部构成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随着一国金融市场规模的增大而显著升高,同时随着一国银行业规模的增大而显著降低.上述事实倾向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本对于财政平衡及赤字，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自定义性的分析开始，作了分层次的通盘考察，涉及到赤字的口径、比重、弥补方式、财政收支安排原则等等，并展开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关系的勾画，以及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本文认为, 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处于风险积累到风险加剧的过程中, 通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可以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全文对一些国家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提出了我国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对策。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全球化是其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高级阶段。金融的全球化会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带来金融风险的变化。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同样深刻，使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更为突出。鉴于我国目前在金融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我国在制定发展战略、融入全球化浪潮时，对金融安全问题必须超前研究对策，做到趋利避害。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本文分析了金融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及在当前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 ,并提出相关的战略措施 ,即寻求必要地合理保护、彻底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强化金融监管机制、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加强国际金融协作等     

财政赤字与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其评价，关键是看宏观经济状况和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财政赤字就是好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不能搞财政赤字。因此，对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机及其进度，需要认真选择。     

我国金融体系金融脆弱性分析研究

文章对金融脆弱性进行分析,对金融体系金融脆弱性进行界定,阐述了形成金融脆弱性的原因,并通过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表现分析,提出抗脆弱性的措施。     

论弹性监管与金融效率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揭示,非弹性的金融监管会造成金融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只有实施弹性监管才能实现金融体系的帕累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最后,文章提出了实施弹性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