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产业转移与省域产业结构调整——基于资本要素的分析

从资本要素视角分析,承接产业转移可以增加省域资本存量、改善省域资本增量结构、激发省域内部投资,从而对省域经济具有资本形成效应.承接产业转移的这种作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了省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在产业转移迅速发展的大浪潮中,中国省域为了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     

二元结构、内需水平与产业结构效应的或然态势

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转型期难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建立二元结构、消费支出、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理论框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改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的依赖,打破资源禀赋型、劳动力依赖型等对经济增长路径的锁定效应。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三者进行实证分析,将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二元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影响进行量化,认为内需的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在34年的经济发展中并没有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通过顶层设计使产业结构升级逐步依靠内需来带动,实现经济由投资、外贸驱动型向需求驱动型的转化。     

从资本趋利性探究FDI对中国的经济效应

趋利性是资本同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本质区别,这种趋利性体现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然本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文章根据马克思有关资本的理论,从资本趋利性出发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效应。同时,根据我国近年来有关的经济统计数据,利用FDI与中国的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区域经济三方面的关系建立计量模型验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增长效应,而非长期增长效应。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在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我国统计年鉴中有关经济、教育数据计算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并利用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估计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存量的作用更为关键,而且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作用明显。     

公共投资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相关性分析:1978～2007

本文在总量生产函数的框架下,以1978-2007年为样本期,运用单位根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无论在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下,还是在技术由资本积累内生引至的假定下,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均高于私人资本。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人均产出分别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人均私人资本存量的Granger原因,人均私人资本存量是人均公共资本存量Granger因,反方向因果关系不成立。为了增强公共投资的产出效应,应该适度改善目前的投资结构,积极诱导和鼓励私人部门在具有产出增长点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宏观调控政策在刺激国内有效需求的同时,应加强供给管理并提高供给质量。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政府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分析

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元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4万亿元投资及其形成的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当前国内外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了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和各省市的截面数据,用分布滞后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试图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反映这次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资本存量的增加确实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变动1个百分点,GDP同向变动0.26个百分点。由此推断这次政府投资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强的拉动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各省(市)间单位资本的产出有较大差异,其中资本产出比最高的六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宁夏、北京、甘肃和新疆。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科学实施和选择公共投资区域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估算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作为 2 1世纪的世界大国 ,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发展路线必须以自身的资源为基础。本文估算了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 ,并同美国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资本总量相对于产出较小 ,资本收益率高于美国。人力资本较高的收益率反映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人力资本供给受到的制约。与发达国家比较 ,在投资成果接近的前提下 ,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生产成本较低。从产业结构分析 ,由低级劳动密集型向高级劳动密集型或人力资本密集型转化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可能选择。     

我国省级公共资本经济效应分析——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公共资本存量、私人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Granger因果关系。构建面板VAR模型度量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的冲击。结果表明:公共资本存量的冲击对人均私人资本存量和人均GDP都产生正向影响,但长期看该影响不具有持续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

本文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理论入手，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考察了中国将外商投资存量作为产生外溢效果的知识栽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西部地区1986-2006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无显著的正效应.回归运用了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产出确实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文章还得出了西部1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开放.我国所引进的FDI存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同步迅速增长,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本文在FDI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对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创造效应大干替代效应,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十分明显,多引进一单位的FDI存量就能够带来2.3465的对外进出口总额.     

企业兼并：产业结构调整的捷径

产业投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产业注入资本或资产的活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产业投资具体来讲包括流量投资和存量投资两个组成部分。所谓流量投资主要是指通过新增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投入来向各产业投资;所谓存量投资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或稀缺资源的流动或重新配置以达到产业投资的目的,它在实物形成上表现为固定资产的更换和转让、企业的转产、分解和合并,引进和部门改组等。由于存量投资存在不可分割性、空间转移性差、替代弹性小等特点,加之受现行体制的阻碍、社会保障和保险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存量投资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淡化。然而,我们认为,在目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应高度重视存量投资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作为存量投资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兼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捷径。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其最实质性的内容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不仅带来资本存量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东道国的投资结构,本文根据供需理论构建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模型,从供需角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区域服务化视角下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和中介模型,对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创新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三者间的进一步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负向中介效应是因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受产业协同集聚负向调节,绝大部分省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已达到门槛值。     

贵州省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贵州省1996-2014年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贵州省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3％,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小于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拉动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是在物质资本上,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故此贵州省应注重在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健康贵州建设、完善人力合理流动机制等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就业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     

我国资本存量测算及投资效率的研究

准确地测算资本存量,是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效率、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问题的基础。本文在比较分析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1952—2007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重新估算,并借此进一步计算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的投资效率,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在持续降低。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理论gVAR模型,利用中国1983年-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短期内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各异;③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国内资本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是引起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