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对策研究——以某防辐射企业为例

高新技术代表着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代表着未来的工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力。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高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正在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制定有效的发展策略,是该类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某防辐射企业现状,试图找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创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汉森（Hansen）门槛回归分析的方法,从R&D强度、产业结构两个角度研究了1978-2012年我国R&D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实证结果显示,当R&D强度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加强;当工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但当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由显著为正转变为不显著。     

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标准值研究

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为门槛变量,借助新古典的Solow增长模型构造实证检验模型,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乡收入比低于3.59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当然,该值并非越低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当城乡收入比高于3.59时,该值的增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十分显著.西部地区自200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这一标准值,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

本文通过引入人力资本部门内的溢出效应,在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鲜明的非线性关系,且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门槛值(7.6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1);同时,由于受人力资本自身存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只存在一般的线性关系。     

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门槛假说——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分析

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它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通过对经济增长门槛假说的检验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大于其消极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小于其消极效应,抑制经济增长。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国并未出现恶性的税收竞争,但各地区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可见,地方政府只有合理利用税收竞争手段,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规模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在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含有企业异质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更易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中小企业产出下降幅度约是大企业的三倍。造成这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受到限制。此外，货币政策冲击通过信贷市场放大了经济波动，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现象。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到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并谨慎选择名义利率的调整幅度。     

产业差异与中小企业空间集聚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突出的空间不均衡性,呈现出集聚特征.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对企业规模构成产生内在的规定性,从而形成不同产业类型企业规模结构的差异性.不同产业类型的中小企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差异性,而且从动态变化上看,具有集聚度提高、由沿海导向向中部扩散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小企业集聚过程中的空间选择动力机制、产业特征的不同,中小企业空间集聚主要有资源型集聚、市场型集聚、外向型集聚和产业关联型集聚等不同类型,每种类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其发展战略存在差异.遵循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空间区位选择规律,推动具有创新能力和区域特色的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国综合优势: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种新诠释——兼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由"多元"和"转型"的特征形成了一种大国综合优势。这种优势不是单纯的比较优势,它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大国综合优势出发,可以较好地发展大国的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外贸竞争力。大国综合优势超越了比较优势,成为诠释中国经济竞争力、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     

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与经济结构失衡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视角下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现实问题，根据1993—2012年的中国省际年度数据，借鉴 Bernanke 等(1999)和 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分析思路，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结构失衡①与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引起的政府投资增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发现：(1)伴随着经济增长，东、中、西部的社会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不断地提高，而居民消费和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与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引起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共存的。(2)通过对大企业模型、中小企业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进行的模拟比较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促使其支出行为表现为有偏性，引发了政府投资较大幅度的增加；基于融资约束，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幅不大，而大企业投资高涨，引致了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而在这传导机制中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企业融资约束和金融摩擦担当重要角色。     

绵阳科技城的工业经济发展

绵阳是建设之中的中国西部科技城,研究绵阳工业经济发展有益于科技城建设。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绵阳1999—2003年的30个工业行业的经济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果指数为1.3019,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为主的工业结构特征突出,区域工业结构效果较为显著,增长效果指数为0.8288,区域工业经济的整体增长效果不理想,竞争力指数为0.6366,区域工业经济缺乏竞争优势。支柱工业的技术非前沿性、企业之间缺乏协作、片面追求工业结构多样化、大企业的产品结构多样化滞后和出口依存度较低是影响绵阳工业经济发展主要因素。最后讨论了绵阳科技城工业经济规模扩张和竞争力提升的建议。     

基于三类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剖析

21世纪是人力资源的世纪,人力资源问题将主导整个21世纪,甚至要更久远的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增长点,作为我国现阶段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部分,它本身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基于共享性资源的专业市场与集群企业竞争力:网络、信息与制度——基于浙江省绍兴市14262份问卷调查与分析

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发展,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大特色。基于专业市场的准公共平台性质,本文将其为产业集群提供的共享性资源分为共享式网络、共享性信息和制度支持三类;并揭示了这些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浙江省绍兴市14 262份问卷调查与分析实证检验了上述三类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专业市场的各种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共享式网络的影响最为显著;集群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途径主要是充分吸收、利用专业市场的共享性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培育品牌、开拓市场等,获得市场竞争的不对称优势。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耦合与解耦视角下中国货物运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在耦合与解耦视角下，根据货运经济弹性对中国货物运输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1988—2016年间二者之间关系经历了非耦合（1988—1998年)——趋于耦合（1999—2003年)——耦合（2004—2013年)——解耦迹象（2014年以来)的演化过程。为探索二者关系演化的机理，本文从货物与经济的供求框架出发，归纳出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因素，并构建SVAR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占比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货运经济弹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在经历了持续大规模建设之后，交通基础设施因素对货运经济弹性的影响作用不断减弱，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不断凸显。本文认为：为支撑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交通运输系统已经到了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发展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