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风险承担、制度环境与企业市场绩效

文章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企业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所起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转型升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市场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转型升级中企业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管理水平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环境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协调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的关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好不同制度环境要素的功效。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货币政策、流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CEO声誉与企业并购溢价研究

防范商誉暴雷的关键在于降低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不合理溢价,因此厘清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针对并购溢价来源,从CEO声誉视角分析了CEO高声誉降低并购溢价的作用机理,选取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CEO声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并购溢价,但在高成长性的企业中CEO声誉对并购溢价的抑制作用被削弱;CEO声誉影响并购溢价的机制分析表明,高声誉的CEO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并购溢价;高声誉的CEO还能够降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概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风险承担与经营绩效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文章以中国2011—2020年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商业银行收益的影响及其中介链条。实证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银行的经营绩效;研究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进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经过实证检验后也成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积极的债权治理来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率,进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绩效的不利影响。     

监管改革、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基于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资本监管约束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采用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H统计量衡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然后在1998-2009年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改革变迁的基础上,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市场竞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增加了信用风险,却降低了流动性风险;政府监管减少信用风险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尽管监管对流动性没有直接影响,但市场化程度较高时监管会减少流动性风险.结论证实2006年以来政府监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未来针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改革应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风险承担、风险缓冲与管理理念——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管理的思考

由于信托制度的独特设计,信托公司或直接或间接均要承担信托财产损失风险,从近期来看,信托公司应构建以资本金为核心的风险缓冲机制。从长期来看,引入业绩评价基准,进行相对业绩评价是信托公司风险缓冲的必然选择。信托公司在风险管理时应树立两个理念,一是要将风险管理列为企业管理活动的核心,二是要认识到风险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

有关“风险承担”（risk taking）的研究是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提升高管承担风险的水平;（2）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成长性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货币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3）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4）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用作用。这些结论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因此,本文从“风险承担”这一新的视角深化了有关高管薪酬激励降低代理问题并提升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利率市场化视角下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问题研究*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可能会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金融稳定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且从利率市场化间接度量的维度来看,在考虑以直接效应来衡量的贷款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的实际风险承担水平上升;但是在考虑以价格约束效应来衡量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其效果并不明显。（2）从利率市场化直接度量的方法来看,直接引入虚拟变量的研究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会使得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变得明显;进一步从利率市场化综合度量的维度,引入整体的利率市场化指数的方法则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银行的实际风险承担水平会上升。（3）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在不同类型银行间存在差异。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人口流动推动了企业异地并购吗

本文以中国企业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人口流动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级市之间流动人口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人口迁入地企业在迁出地进行并购投资的规模,且这一推动作用在高学历流动人口和从事金融行业的流动人口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目标公司所在地（人口迁出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市场化程度越低、传统儒家文化越浓厚或当代文化包容度越低时,流动人口对企业异地并购的推动作用越强。本文揭示出流动人口可帮助企业在异地并购中消除投资壁垒,为户籍政策调整和促进企业跨区域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经济不确定、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有限理性,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将管理者乐观主义置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8—201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中介效应的两阶段回归实证检验了经济不确定性、管理者乐观主义与银行风险承担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偏差;管理者乐观主义会使得银行风险增加;在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过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渠道"实现的,而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银行市场纪律约束具有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是通过管理者乐观主义中介渠道而发挥作用的。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行为、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稳定性

通过企业、银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四方目标函数的分析和构建博弈模型的论证,得到的结论是:以GDP等数量指标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和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近年来中央政府时常陷入“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两难”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尽快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创建银行信贷监测系统,提高中央对地方经济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有效地导向地方政府行为,在制度上提高金融稳定性和管理的科学性。     

金融体系特征、风险特性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和专利数据库,利用2006—2008年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占比的快速上升和企业风险特性的差异,探讨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主导程度更高的金融结构,而非更大的金融市场总体规模,通过缓解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行业中的私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高风险私有企业的创新。以上实证结果并非由金融体系特征变化前的时间趋势所驱动,并对遗漏变量等问题保持稳健。本文对于深入理解转型升级,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MORAL HAZARD,RISK AVERSION AND EFFICIENCY

This note revisits the classic moral‐hazard model, but assumes that the output distribution has moving support and punishments are limi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ncipal can implement an efficient solution if the agent is sufficiently risk averse.     

HOUSEHOLD DEBT AND ATTITUDES TOWARD RISK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risk and the level of debt at the household level for a sample of households drawn from the U.S.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over the period 1984 to 2007. Using a sequence of questions from the 1996 PSID, we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risk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unsecured debt, secured debt, and total debt at the household level. Our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attitudes toward risk ar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he level of debt acquired at the household level with risk aversion being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debt accumulated by househo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