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对策研究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成为奠定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实情况说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活提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依靠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显得越来越迫切和越来越重要。改革已真正到了一个整体攻坚的阶段，必须在一些诸如所有制改革等一些重要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时期，才能确实解决目前的经济社会快速和稳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问题。     

非关税壁垒降低、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本文采用非关税壁垒作为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指标,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作为经济改革的指标,在一个两阶段的古诺数量竞争分析框架下,探讨了非关税壁垒变动与国有企业民营化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一定会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也验证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     

开放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及其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以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建立一个跨国公司、转轨国家政府、国内企业三者之间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分析开放程度、经济调控手段和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等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以及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转轨国家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并非是改革的最优方案,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效果反而会更好,也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税率、技术、转移价格等也是影响转轨国家社会福利以及转轨国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区域开放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区域开放强化了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推进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一方面 ,区域开放使国有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增加民营化的净收益 ,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方面 ,区域开放将吸引更多的跨区域并购主体来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入世后 ,民营化将可能进一步向一些垄断行业和大中型企业扩展 ,同时 ,外资并购也会增多。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研究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企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构成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专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国企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企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

本文是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实行民营化改制实践的一个理论结晶。该研究在中国特定的渐进改革基础上 ,讨论了民营化发生的原因和阻力 ,以及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改制过程中的利益权衡行为 ,并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目标行为建立了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模型的核心是企业家的最优目标函数 ,这是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成功改制的关键。模型的约束条件反映了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保障 ,不会由于改制而受到损害。因此 ,均衡条件的满足表明了最优化改制的实现。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 ,能够满足民营化最优均衡的退出条件 ,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最佳时机选择。企业净资本价值、企业家对股权的收购值与职工补偿值之间的合理比例的区间 ,是形成民营化均衡模型的最优解的取值范围。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纠偏作用 ,尤其是政府实际的退出时机与改制均衡的最佳退出时机的不一致 ,对于职工利益的损害或缺乏企业家最优目标行为的改制 ,都是脱离了最优轨道的结果 ,需要进行纠正     

关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研究述评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几经波折,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的方针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才渐渐明确。之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根据这个内涵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各个企业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必然会导致它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因此要想顺利进行,还要在改变观念,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等方面做出努力。     

资源型国有企业摆脱转型困境的路径选择

在资源环境与体制机制约束的双重压力下,产能过剩的屡化不解与低效企业的退出困境是阻碍国有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应在决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明确资源型国有企业转型发展的定位与方向,这意味着以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从完善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两个层面推进的资源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是实现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还应从政府职能转型与完善市场机制两个层面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国有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内生约束分析

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质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由政府掌握向企业经营者让渡。本文重点从五个层面分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在不同的企业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内生约束,指出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应是一个渐进式的动态序列过程。并进一步指出,任何经济体制与结构中的企业治理问题归根结底都在于在既定的企业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获取最优的企业治理绩效。     

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理论和实践约束

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的主要方式不能动摇,但必须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约束机制.其中,产权理论难有实质性突破和企业内部利益均衡模型难以真正形成构成了国企民营化的理论约束;部门间就业转移阻滞、分级所有的国资管理体制、利益集团行为刚性、财政资源紧张与补偿制度缺失形成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践约束.摆脱这些约束,国有企业民营化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禀赋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

禀赋效应是行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其作用在商品交易活动中,不仅会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还会使我国社会改革进程中正确决策的实施遇到阻碍.本文就禀赋效应对市场、社会福利损失以及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如何在经济活动中避免禀赋效应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建议.     

自然垄断产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分析

文章通过自然垄断产业国有企业民营化前后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得出结论:自然垄断产业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出售生产能力)的最优比例取决于政府追求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中政府收入与消费者剩余的权重和国企与民企的成本差异.如果抓住了民营化时机,随着政府赋予收入权重的减小,同时国企在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下与民企成本差异的缩小,则国企出售的生产能力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应持续扩大.但是,如果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的改革错过前两个阶段,直接进入最后阶段,而成本差异又达不到临界值,理性的政府可能就错过了民营化改革的时机,将保持国有企业的垄断状况.这正是为什么我国的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民营化较早,则进展顺利,而某些自然垄断性产业改革较晚,则难以启动,往往要依靠强行的政策推进的原因.     

江苏省国有企业"三去一降一补"绩效评价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使供应系统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变化.本文以江苏省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内部的绩效评价模型以及其他相关理论成果为基础,结合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要求,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以Choice金融终端中的江苏省国有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对江苏省国有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评价,并为国有企业提高"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效率提出建议,即确保企业偿债能力,合理利用债权融资,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     

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前后的绩效分布和变化特征,并重点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了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资本市场成熟度、机构投资者、集权式管理、股权再融资和独立审计选择能够促进民营化发行后绩效水平的改善,市场竞争度、大股东控制度、中央控制、股权制衡度和关联交易对民营化发行后的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而行业管制、投资者保护度、地区市场化和对外担保对民营化发行后绩效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可见,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原因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忽视任何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解释民营化绩效的变化。     

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DID-PSM)估计

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估计方法对国有企业转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国有企业民营化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且大部分改善在企业改制的当年幅度较小,在后续年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对企业规模、流动性以及长期债务比率的影响在改制的第二年才开始显现;其次,规模大、生产率高、长期债务水平和流动性高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最后,民营化促进企业出口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其它渠道对企业出口的作用虽然也为正,但从数量上看并不明显。     

西方国家民营化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民营化改革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本文从民营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入手，在对西方民营化改革原因、条件和特点以及我国的民营化改革实践及其障碍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民营化改革对于我国的启示。     

产能过剩、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能过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单纯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均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化解产能过剩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深化改革与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两个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