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本文采用了2011年-2020年陕西省面板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结合,剖析前两者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概括地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此,要加快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科学发展方向,加强数字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资源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政府干预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会对信贷分配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受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应采取措施促进信贷资源有效分配和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生产有资本替代效应吗?——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传统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效益低下,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农户的资金约束,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利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影响及其动态效应,并从地区、地形和土地种植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且这种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渐减弱;(2)相比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增加对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更大;(3)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替代劳动的促进作用在北方、山区和大农户中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数字金融时代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与机制。结果显示：在影响效应方面,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才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效应、需求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和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异质性假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效果及其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实证发现,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确实可以强化本区域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区域创新能力会产生抑制或冲击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成立,其中在西部地区该“虹吸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有效促进本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基于非线性假设建立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自身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区域地形、方言多样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基于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普惠金融的普惠程度不仅依赖技术创新,区域地形、方言多样性等因素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居民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获得性。文章采用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System-GMM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区域地形、方言多样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地形、方言多样性对数字普惠金融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言多样性与数字普惠金融成U型关系;同时区域地形会通过交通网络、人口集聚对数字普惠金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