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支持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研究短贷长投对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短贷长投作为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对不同产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而言,这种抑制效应具有差异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短贷长投会阻碍人力资本投入和R&D投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积累。另外,就短贷长投对创新与企业成长两者关系影响进行研究,发现短贷长投弱化了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敏感性,进一步证明了短贷长投负面效应的存在。最后,考察了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     

商业信用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投资的角度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短期商业信用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并基于2007年~2012年的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投资支出。     

银企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银行业竞争的实证分析

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企业创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由于我国企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是银行融资,因此关注我国银行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驱动企业创新的渠道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基于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3198家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不同银行业竞争背景下银企关系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1)银企关系增大企业与其他贷款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强化企业融资约束,间接地抑制了企业创新。(2)在银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银企关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3)银企关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或者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得到缓解;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创新活动受银企关系抑制的作用更加明显;高科技产业企业创新受银企关系抑制的作用更加明显。     

地方金融发展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来自城商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地方设立城市商业银行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城商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短贷长投程度,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地方金融发展对非国企和中小企业短贷长投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金融发展通过增加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贷款担保要求、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抑制企业的短贷长投。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金融发展所缓解的短贷长投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困境成本。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尝试性地从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两大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偏低,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性差异;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当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政府明确其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丰富了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并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研究视角。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的社会性对经济性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社会地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2009—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纳入考虑之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社会地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更为显著;相较于拥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提升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社会地位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最为显著。这些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属性"对其"经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有益借鉴,尤其是处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地区,且不存在金融关联的民营企业。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质押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其大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给企业带来了一定风险。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参与质押公司性质及质押股份性质。研究发现:大股东高比例质押会显著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高比例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效率负相关关系更强;相对于限售股,当质押股份为流通股时,高比例质押使企业投资效率更低。     

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2003～2010年数据为基础,本文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显著负相关;管理层持股弱化了管理层权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负面影响。相比于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对公司分红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管理层权力对公司分红的影响差异显著。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卖空压力影响公司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公司出现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本文以2010年3月正式推出的融资融券制度为外生冲击,以2005—2015年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模型实证检验了卖空压力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卖空压力能够提高公司银行贷款规模,降低贷款成本;（2）卖空压力能够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卖空压力能够降低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综合来看,卖空压力能够缓解公司融资约束。进一步的,卖空压力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卖空压力可能是通过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融资约束的。在各种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企业ESG表现与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会诱发企业金融化吗?——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

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提高让企业面临日益增加的劳动成本压力,可能诱发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的金融化倾向,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筛选2007-2019年共2 104家制造企业所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挖掘了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数据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因实业投资回报率下降而显著增加企业金融化水平,但以上作用机制在强创新导向、高生产效率及市场份额占优的制造企业中会明显弱化。     

技术溢出与企业竞争环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正确识别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厘清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的影响路径,进而更有效率地在企业间配置生产要素等资源。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对企业技术溢出回归模型进行了拓展,并结合2000—2016年沪深两市AB股上市公司微观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第一,当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平均而言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技术溢出会推动其面临的竞争趋于缓和;第二,行业间技术溢出则会显著增加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第三,竞争程度的滞后项会使当期竞争程度向反方向调整。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溢出对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通过生产要素的企业间流动进行传导,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不同行业内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区分技术溢出的异质性生产效应以及刻画企业竞争环境的动态演变规律,从而有效地引导企业在竞争环境下获取要素开展生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