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法治意识：促进还是约束中国FinTech创新*——来自P2P网贷的证据

消费者法治意识是促进还是约束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呢？在美英等国纷纷促进本国FinTech创新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金融全球崛起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依据挑战/威胁、冷/热系统两大心理学理论，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研究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法治意识水平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之间均为倒U型非线性关系，过弱或过强的消费者法治意识均不利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的提升。因此，在保护消费者时，应当遵循适度原则。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者法治意识还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和研究机构建设、信贷缺口，间接影响FinTech创新数量。最后，本文就促进中国FinTech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P2P网贷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基于中美P2P网贷消费者保护的比较

对一个国家P2P网贷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深度分析不能脱离本国的市场结构、行业准入制度、征信系统建设、投资市场环境等深层结构的剖析,通过对中美两国P2P网贷市场的具体运营背景的深层结构比较分析得出中美两国网贷消费者保护强度弱和强的结论。中国目前P2P网贷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显现出了统合立法层级低、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缺乏统一的消费者保护机构、消费者保护理念尚未与时俱进、网贷纠纷解决机制效率低下等弊端。而美国P2P网贷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层级较高、可操作性强且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有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以消费者保护理念为金融改革最高理念、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灵活简便且专业性强。应构建一个包括P2P网贷在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立法体系、建立一元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将P2P消费者保护理念作为P2P监管的最高理念、建立FOS和ODR机制融合发展的更加高效快捷的P2P网贷纠纷解决机制是保护中国P2P网贷消费者的有效途径。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拐点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转型过程的深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通过一个无限期经济增长模型刻画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拐点。同时利用中国大陆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中存在拐点值,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超过拐点值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明显递减的趋势。因此,逐步放弃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领域,提升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应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创新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政策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着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第二,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上是互补的,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选择适宜的创新政策组合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强化法治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环境法律法规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2007年开始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283个地级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环保司法强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环保法庭有效降低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法治强化能够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第二,环保法庭的污染治理效应受到环保法庭的组织效率和该项制度的执行情况的影响;相比于环保合议庭,环保审判庭的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实际运行良好的环保法庭更能够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第三,在作用机制上,设立环保法庭能够有效改善地区环境污染纠纷司法处理水平,提升政府环境行政处罚和公众环保参与度;在居民司法维权、公众环保参与和政府环境监管程度越高的地区,法治强化的污染治理效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加强环境司法的能力建设和法治水平,实现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的同步推进。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杠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27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创新型城市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然而,居高不下的企业杠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已不能忽视。基于此,本文利用2011—2020年27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究企业杠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杠杆将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影响经济稳定性两个渠道对城市创新发展产生倒U型影响,且这一结论在替换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将发挥“催化剂”作用,加剧企业杠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杠杆在经济发达地区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企业杠杆的平衡点较高。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积极推进企业合理兼并重组、健全监管机制的同时,应当根据企业的性质、发展情况、所属地区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分门别类、有序地推进企业“去杠杆”政策,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组织学习 、战略类型对海外区位选择的影响 ①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2005—2017年我国沪市上市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企业的组织学习对海外区位决策的影响,包括自身经验学习与其他同行经验学习。探讨了在不同战略类型下,两种组织学习对企业海外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身经验和其他同行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都具有倒U形关系;激进战略对自身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其他同行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兼论人力资本非线性中介作用

新时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各地区持续推进的信息化建设对区域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信息化分别与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区域信息化密度的提高,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和人力资本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趋势;人力资本在信息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在利用信息化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时应该因势利导、扬长避短。     

风险投资与创新:激励、抑制还是中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构建了中国省域的创新投入产出经验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实证分析了2006～2008年我国27个省市的风险投资、研发、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开放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仅仅考虑研发和风险投资的简单模型,还是在控制了研发、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开放度、教育水平变量后的扩展模型,风险投资对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7年至2021年地市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基本信息与专利数据匹配构建月度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进行创新促进效应估计后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于地区、企业层面的创新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创新促进效应因政策类型、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产学研协同和引致创业等路径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统筹利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快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趋势相适应的配套监管机制和规范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     

制度型开放与消费者福利增进——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涵盖中国30个省市和34个国家的大型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拓展的Head-Ries指数测算非对称贸易成本,运用结构估计方法首次量化评估了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消费者福利增进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可以同时提高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综试区设立的福利增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单个综试区建设带来的边际福利增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低收入人群的农产品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综试区设立对高收入人群的福利提升效应更大。总体上地区贸易壁垒越大,综试区建设的福利效应越高。理论机制上,综试区设立通过贸易份额和投入产出关联两个渠道提高消费者福利。本文研究对优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布局、更好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需求引致创新：来自中国绿色采购政策的实证证据

以市场引导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绿色采购政策,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政府需求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中作用的结果表明,政府采购是环保产品市场重要的需求来源,绿色采购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增加和绿色研发风险降低是关键作用机制,需求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竞争和创新风险敏感的企业样本中。作为需求侧的环境政策,当政府购买力增强、绿色技术需求明确和最终需求距离越短时,绿色采购对绿色创新的引导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虽然绿色采购政策效果显著优于同类环境规制,能够推进产业整体的绿色化转型,但主要激励了环境技术的扩散而不是突破。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及作用途径,表明政府需求对市场需求的带动作用是绿色采购成为刺激创新有力工具的重要原因。     

院士(候选人)独董能促进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考察了两院院士及其候选人担任独立董事发挥的治理职能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院士（候选人）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控制企业个体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院士（候选人）独董的任期越长、兼职公司数量越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好,女性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具有海归经历的院士（候选人）并没有更有效地发挥作用。（3）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战略风格越保守、管理层短视程度越严重的公司聘请院士（候选人）独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表明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通过战略咨询有效缓解保守战略和管理层短视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院士（候选人）独董发挥了“桥梁科学家”作用,增加了企业未来两年建立院士工作站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4）与其他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影响分析发现,院士及其候选人在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集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和高管不持股的公司中更能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本文对于充分发挥顶尖科学家作用以及推动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     

高校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尝试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所处区域内的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教育部公布的历年普通高校名单,以每家企业所处一定地理空间内的高校数量作为衡量高校密度的指标,实证分析了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层次高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高校密度对企业创新在创新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地区等方面都具有异质性影响。同时,本文从研发合作和知识溢出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密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