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劳动力流动既可以提高农户获得互联网金融借贷的概率，又有助于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金额，从而缓解农户家庭流动性约束。二是劳动力流动可以扩大家庭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关系，从而对农户社会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三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可获得性和金额，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可获得性和金额产生间接的影响。四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直接影响和通过社会资本渠道对农户互联网金融借贷的间接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低资产农户家庭中成立。本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提升农户互联网金融参与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基于双栏模型的我国农户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户的贷款状况,运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以及bootstrap方法检验了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对农户贷款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共产党员身份、风险偏好等变量对农户贷款可得性的影响较为显著;资产规模、家庭收入等变量对农户贷款金额的影响较为显著;经营规模、共产党员身份等变量对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和获得贷款的金额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笔者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抵质押和担保等制度以及创新信贷产品等旨在提高农户贷款可得性的政策建议。     

区域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的影响——基于农户层次的分析

通过农户问卷调查,利用托比模型在农户层次建立了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在不同样本集上估计了农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影响的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信贷市场、资源禀赋以及土地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土地市场发育而言,从总体上来说,在农户层次上土地转入会提高农业商品化程度,而土地转出则会降低农业商品化程度,土地价格对于农业商品化则没有显著影响;至于土地市场发育对于农业商品化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样本尺度上有不同的表现.最后提出完善农地市场、增加农业信贷支持的建议.     

绿色信贷促进了节能减排吗

作为一种非行政命令式的环境政策,绿色信贷对节能减排可能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和六大污染产业层面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对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创新,在宏观层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和地区示范效应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信贷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相比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地区的绿色信贷政策亦会对本地的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本文认为实施地区差异化和地区联动策略,以及提高市场化水平可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节能和减排效应。     

债务偿还能力、信贷约束与农户生活水平

加强脱贫地区农户债务偿还能力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提升生活水平，而且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完成的目标之一。本文运用“信号传递”理论，将农户债务偿还能力看作一种“信号”,在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对生活水平影响的理论机理基础上，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5省10县50村1128户跟踪调研数据，测算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估计出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对其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对家庭纯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家庭消费有显著负影响。随着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增强，对家庭纯收入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且家庭消费水平降低程度微乎其微，这表明农户债务偿还能力作为一种“信号”,能够对其生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农户在获得家庭纯收入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了家庭消费，家庭生活水平总体提升；第二，农户债务偿还能力增强，可以有效降低其面临的信贷约束，获得借款的可能性也增大，进而影响到其生活水平，信贷约束是债务偿还能力影响农户生活水平的重要机制。     

基于ELES模型的农户信息服务支付能力测算

基于江苏、江西、安徽、内蒙、云南五省（区）756户农户的信息服务需求调查资料,采用扩展线形支出系统模型,定量评价了上述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支付能力。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户目前已初步具备信息服务支付能力,但整体水平较弱,不同地区在农户信息服务支付能力方面差异显著。据此,提出提高农户信息服务支付能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互联网的经济增长与收敛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用网络接入和网络应用区分互联网低阶能力和高阶能力,经验分析互联网在经济区域增长和收敛机制中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省际和各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收敛特征,现阶段提高互联网应用水平不仅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利于促进收敛、缩小经济差距。对各地区而言,互联网接入水平的提升对西部地区的增长和收敛作用明显,互联网应用的提高则主要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省际间相邻地区互联网接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都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政府推动互联网发展战略应具有层次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应继续致力于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则应着力于提高对互联网的利用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收敛。     

风险处置、违约成本与分类农户信贷可得——基于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农户分化的逻辑，将农户分为普通农户和新型农户，构建风险处置与违约成本促进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提升进而影响分类农户信贷可得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河南省农户信贷状况调查数据，实证检验风险处置与违约成本对农户信贷可得的影响以及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分类农户风险预防和转移能力存在差异，新型农户的风险预防与转移能力对还款能力的影响显著高于普通农户；(2)分类农户违约机会成本存在差异，新型农户违约机会成本对还款意愿的影响显著高于普通农户；(3)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具有中介效应，并且相较普通农户，新型农户表现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农户提升风险应对能力，金融机构辨别不同类型农户信贷特征，政府部门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促使普通农户向新型农户转化，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科技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是现阶段中国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6—2019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两种路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本水平良好以及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研究为科技金融的评估提供了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并从该政策未来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12个省(市)3051户农户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年龄与信贷需求之间成倒U型关系;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受教育程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需求;农户的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负担率以及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也会对农户的信贷需求产生影响,以兼业农户为参照,纯农业农户对信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农业农户对信贷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财务脆弱缓解——政策冲击与经济机会提升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规范指引，而《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政策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政策对农户财务脆弱的冲击效果以及经济机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策能够缓解农户财务脆弱，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经济机会(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缓解了农户财务脆弱。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具有显著普惠效应，对高龄、高健康风险以及低财富的农户具有更明显作用。因此，应加强相关金融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指引，强化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解决农户财务脆弱问题。     

信用评级能缓解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配给吗?——基于全国10省农户借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受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对不同的信贷配给类型,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了供给型和自我实施型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研究还发现信用评级对风险型和未借贷型信贷配给没有影响。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识别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关键因素，提高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尤为关键。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将数字素养、金融知识和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Probit模型、Poisson模型和OLS模型从是否响应、响应广度和响应深度三重视角研究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均是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关键因素，数字素养对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而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在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的影响上存在替代关系，在对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影响上存在互补关系。第二，基于数字金融产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支付、数字理财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能影响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吗?

本文利用2021年湖北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提高农户生产托管程度，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替换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环节生产托管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植保环节；相较于服务专业户，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参与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另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产托管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农户、小规模农户及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监督成本与控制成本促进农户生产托管行为。基于上述结论，应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生产托管互联网平台建设，关注不同农户对互联网使用的差异性。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来自区县级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各区县之间最低工资水平调整时间和幅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广义双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根据收入分组分析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对中高收入者的健康没有影响。对该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劳动者被正式雇佣的机会、增加收入水平、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行为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并不显著。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认识,为更科学全面评估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