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发展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冲击了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提升经济韧性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演化理论从经济应对冲击时的抵御、恢复和创新三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于增强经济韧性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经济应对风险的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来提升经济的固有韧性和适应性韧性。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何识别、测度和提升微观企业生存韧性,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201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指标降幅与恢复增长所需时长作为企业生存韧性的观测指标,首次运用断点回归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受突发疫情影响,反映上市公司生存韧性的指标呈现出“V”型波动,疫情影响在2~3个季度之后基本得到恢复,表明企业生存具有强大韧性;从地区看,疫情冲击对湖北影响最大,部分疫情轻度地区疫情防控存在“层层加码”现象;从行业看,疫情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产生的冲击最大;从产权主体看,疫情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规模看,疫情冲击对大型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中型企业,而对中型企业盈利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大型企业,疫情冲击对小型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小型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生存韧性。本文认为,应根据企业生存韧性和企业特征选取差异化帮扶政策,科学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式消费是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合作式消费正以各种形态和方式影响着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时代背景。该文在阐释合作式消费的基础上,提出合作式消费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驱动的三维视角:居民消费层面,分析了合作式消费以十七种形态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企业层面,揭示了合作、开放、互利的服务模式给企业提供了一种新资源和新能力;产业层面,探究了合作式消费产生的持续、实时的经济效应抑制或淘汰过时产业,刺激新兴产业发展。     

以“新基建”助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同步趋缓,亟须激发经济潜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数字转型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涵盖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具有显著的数字经济特征,可以有效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从数字新基建的内涵、新基建为推动制造业数字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新基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和新基建机遇下产业发展建议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出通过新基建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与转型的建议,以期为疫情冲击下,提振我国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过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危机应对向常规增长转型,由传统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不断调整、退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以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调整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转型正在逐步推进,家庭购买活动和企业转型升级活动对消费、投     

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以沪深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组织韧性;组织韧性在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源配置改善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组织韧性的关系。结论可为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重大疫情冲击下我国家具产业出口恢复力提升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我国家具产业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家具产业出口造成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降低全球物流效率,抑制家具贸易往来;中小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疫情也促进了市场采购和消费模式转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家具出口迎来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机遇.面对疫情冲击,应果断采取措施提升家具产业的出口恢复力,具体包括:以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广泛国际合作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技术创新培育高端要素资源;以生产智能化推动企业集群升级;以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助力全球价值链升级.     

制造业升级、信息网络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冲击,增强经济韧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对制造业升级、信息网络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制造业升级显著促进城市经济韧性,但促进效应呈下降趋势;信息网络对制造业升级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升级和信息网络融合发展,通过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智慧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智慧产业是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发展智慧产业,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智慧产业的基本内涵,介绍了智能制造、智慧制造、知识经济等智慧产业的相关概念,论述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智慧产业的技术基础。然后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智慧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了中国智慧产业发展现状,指出了中国智慧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智慧产业发展对策,如在各行各业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产品智能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利用智能化技术推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节能减排,促进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加强分类指导,进行重点突破,提高各行各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开展智慧企业试点示范工作;完善智慧产业支持服务体系。     

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双重效应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科技金融为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结构优化升级是否受科技金融的影响值得探索。采用2010—2016年我国省级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从合理化、高级化角度考察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发现,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其直接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从合理化角度,科技金融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程度低于内陆地区;从高级化角度,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内陆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另外,通过分析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发现,技术创新和要素市场发育在科技金融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积极中介作用。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创新驱动研究--以中西部地区为例

新的结构发展期,加快资源型产业升级对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有关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中,分析技术创新对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将地区产业划分为资源型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借助夹角余弦的思想构建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动态指标,利用2005-2016年间中西部地区17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资源型产业升级的内生驱动力,而政府的调节效应却因资源型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为此,需根据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转型升级策略。对处于成熟期的资源型产业,宜借助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调节作用,激励企业向非资源型产业发展。对处于衰竭期的资源型产业,则要更加注重创新技术的培育和应用转化。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刍议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基于创新型产业集群视角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水平体现国家综合竞争力.分析了集群化发展在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演进规律的分析,指出了装备制造业应该选择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道路,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阻滞的条件组态研究——基于19个细分行业的质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趋势不断凸显,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阻滞问题日益复杂化。为准确识别多重阻滞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从创新投入、制度环境和国际知识溢出3个条件维度出发,对中国19个高技术行业进行差别化升级组态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条件与产业升级的一致性联系,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破解新时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之困”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研究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可以总结出其具体路径。选取1985-2017年中国年度数据和1960-2017年美国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广义和狭义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之间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可以得出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即拓展并细化产业转型升级维度;注重不同产业间的配比，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配比;重视并确立制造业的根本地位;提升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