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多样化外部性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出口升级,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外部性对本地区出口升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区分城市规模后,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聚集于大城市阻碍了周边城市的出口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发展研究

二战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演化重构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及其空间集聚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以城市为依托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发展硬条件、制度环境作为城市发展软条件、人力资源作为城市智力支撑要素、市场腹地作为城市空间作用强度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重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进而对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空间重塑和世界城市崛起产生积极作用。未来需要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并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城市功能转型的良性互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城市创新

在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作用则正好相反。专业化集聚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     

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来自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利用2003-2012年我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了行政垄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1)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融合、互补与竞争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减少城市工业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市场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可以作用于城市工业污染减排.(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有助于扭转行政垄断对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的抑制性效应.     

我国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对我国30个省会城市2003—2011年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呈负效应,政府规模、知识溢出、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不相一致,亟待完善。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4—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面板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两个角度,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起到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两个途径减少废水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相对于水污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正环境外部性,能够减少邻近城市的环境污染.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13年中国21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长期内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波动的解释力将超越产业集聚。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视角的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以武汉城市群为例

考虑到空间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将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与空间偏离—份额模型相结合,构建城市群产业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对武汉城市群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定量诊断.研究发现:2000--2010年,除武汉、黄石、鄂州3市具有产业结构效应外,武汉城市群其余6个城市均未形成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部分城市尚不能充分利用其他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未形成空间竞争力净效应;大部分城市还未能从群域产业重组和专业化分工中获取足够多的效益,部分城市尚未形成空间区位效应;相对于空间竞争力净效应和空间区位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更具稳定性.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动力

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内生创新的具有正反馈效应的城市经济动力系统,旨在阐明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的关系。产业集聚的确有利于创新的产生,但绝非必然,甚至有时还会由于知识拥挤导致经济停滞。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间的关系。城市提供创新激励,然而因吸收能力不同企业创新绩效也存在差异,这是城市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产业集聚演变的集成化测度方法研究——兼对辽宁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聚性的动态分析

针对以往研究中产业集聚测度多使用单个指标的不足,在归纳和梳理国内外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使用主成分分析、集成产业集聚测度指标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以我国辽宁中部城市群为分析对象,使用标准差系数、绝对集中指数、相对集中指数、熵指数、H指数和区位商指数,基于2001和2004年的统计资料,对其产业集聚变化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辽宁中部城市群多数产业的集聚性呈动态演变;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产业集聚的分工体系在城市群已初步显现;抚顺等矿业城市的产业集聚表现出很强的资源导向性。最后,给出了城市群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和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思路。     

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阈值效应及区域比较——以生物制造业为例

利用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域生物制造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中国及三大区域的生物制造业产业聚集度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生物制造业的产业聚集与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生物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度过高或过低对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负向影响;生物制造业的产业聚集对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     

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分析了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各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产业聚集的最佳聚集程度和规模,并以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多样化的产业环境有助于区域创新,竞争对区域创新存在负面影响,研发多样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总就业密度提高一倍,则创新水平将提高24%;就业密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且就业密度均为600人/平方公里时区域创新绩效达到最高;区域人口规模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U型,对应拐点大致出现在区域人口总规模为6500万人处。     

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

中部城市群已成为中部地区“增长极”,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基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结合新时期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新趋势,提出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人力资源、技术、生态化和国际化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信息熵理论和TOPSIS法提出用相对熵距离法对比研究中部五大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解决了现有“标准结构”和评价方法不足等问题。结果表明：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较低,结构不协调,内部差异明显,呈二级梯度分布;由于其技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导致就业结构和产业生态化水平也较低;但在工业产值结构和人力资源质量上略有优势。     

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产业集聚——基于17个四位数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衡量空间集聚程度的EG指数,并结合产业集中度指数,测算了2003—2009年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17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并从产业集聚程度的变动趋势、产业集聚特征、原料主产区的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考察期间,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行业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行业集中程度主要受原料产地的影响;不同细分行业的集中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是由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不同造成的。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近代中国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基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代中国工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是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区位分布也出现了由口岸及沿海集聚向内陆扩散的现象。文章利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调查数据,从区位优势与产业集聚效应的角度实证考察了近代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原因。研究表明,不但贸易优势对地区工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产业集聚效应也是影响工业发展与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因为地区商品贸易的发展可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并提高劳动者收入及地区购买力水平,所以发达的贸易可以成为地区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并吸引企业的进入与集聚,从而促进工业发展。然而,产业的过度集聚也会降低工业的区位优势,促使产业向集聚区外扩散。文章的结论可以为当今中国合理引导产业转移与平衡发展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