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工业化地区聚落体系分布及时空演进——基于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比较分析

文章聚焦于乡村工业化地区,利用多源空间数据,运用齐夫指数、半径分形维数等方法,对河南省长垣市、新乡县的聚落规模分布、空间结构及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长垣市、新乡县聚落体系位序—规模均服从幂次分布规律,但齐夫指数在工业化进程下呈现异质性演化特征,其中长垣市齐夫指数均小于0.8且增长缓慢,表现为大聚落发育不突出,中小聚落居多,新乡县齐夫指数趋近于1,呈现城市规模齐夫指数发育趋势;(2)比较两案例聚落体系齐夫指数变化速率发现,工业化中期阶段是演变速度发生转变时期;(3)聚落体系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显著分形特征,但在聚落体系分形特征演化上,长垣市与新乡县表现出由趋同性向趋异性变化;(4)两区域聚落中心地系统动态演进均表现出空间邻近效应并呈多等级中心地结构演进特征;(5)通过案例比较,聚落体系中心地数量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逐渐呈现为高级少低级多的“金字塔”结构,部分高等级中心城镇数量逐渐趋近中心地理论市场原则。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然正交函数在区域经济时空演变中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县域经济为例

为分析河南省10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以该省1998-2007年各县逐年人均GDP数据为测度指标,尝试采用在气象学中已被广泛应用的自然正交函数(EOF)方法把人均GDP距平阵正交分解为空间甬数场及时间函数.结果表明:EOF方法不仅可以描述整个研究时段内区域经济分异的整体格局,而且可以反映某一区域经济分异格局所占的比重以及该分异格局随时间的连续变化特征,与传统的分析方法相比,EOF方法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及机制研究——基于长沙市的实证分析

以长沙市3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例,基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和旅游地发展8个潜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机制假设结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的结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均对乡村旅游地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旅游供给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发展。旅游需求、旅游吸引物分别具有最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目的地管理、旅游区位分别具有最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旅游需求总效应最大,目的地管理总效应最小。②二维影响因素中,核心吸引物、资源区位和交通区位、制度支持、旅游需求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供给结构、旅游营销创新等因子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③驱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主导驱动力阶段性转换推动乡村旅游地发展。     

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北大核心

加快推进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绿色发展,有助于规避资源诅咒,在促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的基础上提升可持续性。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框架下,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与GML指数测算了2007—2018年我国109个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变动指数,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因子与交互作用探测分析以探究驱动作用。本研究得出:(1)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整体以5.98%的年均增长率波动性改善,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2)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依托类型城市的工业绿色转型效率指数均值排序为:衰退型>再生型>成长型>成熟型城市、森工型>油气型>有色冶金型>煤炭型>黑色冶金型,均波动上升;(3)对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提升驱动力最强的因子由环境规制强度转为科技投入水平,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是最有效的协同模式。     

中部地区工业主导产业选择与实证研究——基于新型工业化条件下的探讨

文章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结合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主导产业应具有的特点,提出了中部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六基准,并依此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和建立了主导产业评价模型,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型工业化下湖南省的工业主导产业的选择与评价做出了定量研究。研究显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以烟草制品和食品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应作为湖南省工业发展的主导产业,该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湖南省的资源特色和产业发展状况。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时空迁移特征及驱动机理——基于县域尺度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依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核心—外围分析方法和条件logit模型,将浙江省90个区县分为核心区、次核心区、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研究1998—2013年制造业企业在省内迁移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企业数量的增加,迁移活动涉及区县数量增多,促进全省企业迁移网络密度增加。但是三大核心城市仍为企业迁移活动的高发区域,其他外围城市仍为低发区域,依托核心城市形成的三大迁移板块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迁移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区域性。②来自四类区域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存在时空上的差异性。目前,次边缘区已取代核心区,成为核心区与次核心区企业再区位的首选区域。③企业迁移受多重因素的驱动和制约,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与一般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出企业迁移区位再选择的特殊性。     

低碳竞争力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PLS—SEM模型的分析

碳减排共识与碳限制前景将对各国经济竞争力产生明显影响,提升低碳竞争力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PLS—SEM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碳生产率作为低碳竞争力的表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与《中国能源年鉴》数据,对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低碳竞争力驱动因素进行了模型建构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通过环保与经济发展对低碳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科技发展对低碳竞争力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强,环保力度与经济发展次之,外贸依赖对低碳竞争力的正向促进作用未能发现.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等考察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变化趋势与全国一致,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存量增长速度较缓慢,同时全国投资总体差异波动增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2014—2020年间中国各省农业对外投资存量高值集中区由东北方向转变为东南方向,投资存量的分布态势由随机分布变为集聚分布;区域因素、产业因素和制度因素均会对农业投资带来影响,但各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据此,为扩大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和优化投资布局,提出加强政策引导、发挥投资水平较高区域的联动性、探索农业对外投资水平提升的区域差异化路径等政策建议。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后工业化时代沿海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及其驱动力研究——基于深圳、厦门、青岛、宁波4市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深圳、青岛、厦门和宁波4个沿海副省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分析其经济发展速度、工业化进程和大众消费水平,明晰了后工业化时代沿海副省级城市的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对4市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实证研究,探寻了驱动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证研究表明:沿海副省级城市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将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并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仍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逐渐呈现出以进出口贸易和第三产业带动发展的局面;宁波市的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     

中部地区产业集中度与规模结构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产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实证检验了河南省20个产业在2000—2008年间产业集中度与规模结构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不一定能提高产业规模结构效率;河南省的企业在全国的竞争优势地位不断增强,则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结构效率是正相关的;反之,则表现为负相关;在全国的竞争优势地位保持不变,则产业集中度与产业规模结构效率表现为没有明显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在今后发展中应注重培育和保持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在全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并非一味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地区专利密度及其分布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东北地区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地区专利密度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基于产业市场价值和就业两类产出成果的专利密度指数测度模型。利用2000—2012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的数据计算其专利密度指数,并从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分析测度结果。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地区的34个地级市进行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东北地区的专利密度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增速逐渐放缓;各城市的专利密度存在明显差异,且这种差距随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两极化倾向明显;高水平稳定型城市大多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近1/4的城市仍采用低水平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Johansen协整理论、脉冲响应分析、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等技术分析了1986-2013年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显示：铜陵市金融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对来自城镇化水平的随机扰动具有正的效应,城镇化水平对来自工业化水平的随机扰动也具有正的效应,且这种效应均是开始不断增强,随后逐渐减弱;反之城镇化及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金融发展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要素及时空差异——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9—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差异,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上升,空间聚集及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空间依赖性强。R&D投入强度、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城镇化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为负;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省份R&D投入强度、财政教育支出及城镇化率对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为正,科技研发成果、万人高校在校人数及互联网基础条件的影响均为负。西部及中部地区科技创新人力与科技财政支出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而东部地区科技资金投入、科技研发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度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大于其它地区。     

物流发展、FDI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部六省1994-2012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物流发展水平指标提取主成分,发现中部地区物流发展综合水平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入世后得到迅猛的发展;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测算的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演化。借助SVAR模型实证表明:中部地区FDI与物流发展水平及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呈现了良性互动效应,但物流发展水平只是与FDI显现了互动,而未能有效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在吸引FDI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方面,物流依然是中部区位优势中的一块短板。基于实证结果的启示,文章最后提出中部地区应考虑将提高区域物流信息化水平、实现区域物流一体化及标准化等作为政策的着力点,改善物流业软环境,才能更好地吸引FDI有效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及出口贸易结构优化。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