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与中部崛起

本文在讨论中部崛起时,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地区差异,认为东部和中部之间存在产业结构上的梯度差和互补性,存在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利用东部地区面临产业升级的机遇,中部地区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积极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经济.     

基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分析

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能源原材料指向型工业与其资源禀赋发生了较大的偏离,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下,这些产业需要向外转移。中部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使其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是合理的。同时,中部地区发展这类产业,对国家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又是必要的。国家应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制定政策措施,促进东部发达地区的这些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部崛起过程中政策矛盾现象分析与对策研究

中部崛起过程中,各项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以政策矛盾为研究中部地区问题的切入点,着重研究中部崛起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政策矛盾现象及其对策等相关问题,以促使中部地区各政府部门强化全局发展意识,在协调各利益主体基础上,形成中部地区利益共同体,加强政府部门间交流合作,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发挥各项政策积极效用,优化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促进中部崛起.     

关于产业梯度转移对中部崛起战略的若干影响再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产业梯度转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我国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战略中,产业梯度转移更是被寄以厚望.本文在对有关产业梯度转移的几种主流理论作简要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利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中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提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应与发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施反梯度推进发展战略,才能真正有益于中部地区的长远发展.     

促进中部崛起的科学基础与国家援助政策

本文在对“中部塌陷”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促进中部崛起的科学基础、战略目标和定位以及国家援助政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部地区出现的塌陷现象并非是全国最严重的,其“增长塌陷”不如东北地区,而“水平塌陷”不如西部地区。促进中部崛起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当前应针对中部地区的典型问题区域,实施有差别的国家援助政策。     

我国中部地区产业弱质分析与政策建议

农业的低生产率、工业结构畸形、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且缺乏活力、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等是中部地区产业弱质的主要表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摆脱中部地区的产业弱质性 ,提高产业素质 ,增强产业发展对城市化和地区经济的牵引和推动。     

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风险

中国“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导致东部产业向中部转移成为中部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但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环境风险。产业转移与环境成本转移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过程中将使中部地区面临一系列的环境风险,对此,应引起中部地区的高度重视,应制定相应举措,努力使这一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部地区的分析

研究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0年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部地区的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上,房价上涨会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分省份来看,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山西、河南表现为促进作用,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表现为抑制作用。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政策思考

作为曾经在区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税收政策,一直未能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时问里,国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东部沿海、西部、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各自的特殊性,先后制定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不同区域的优惠政策侧重点不一样,优惠的力度也很有限.中部地区税收政策存在局限性,增值税政策的针对性仍不够强,资源税未能发挥中部地区优势,企业所得税削弱了中部地区的竞争力,优惠政策没有体现中部地区经济特色,不正常的税收竞争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吸引力等.促进中部崛起应构建支持中部优势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加快合并内外税制的步伐,加强税收区域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

中部城市群已成为中部地区“增长极”,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基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结合新时期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新趋势,提出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人力资源、技术、生态化和国际化方面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信息熵理论和TOPSIS法提出用相对熵距离法对比研究中部五大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解决了现有“标准结构”和评价方法不足等问题。结果表明：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较低,结构不协调,内部差异明显,呈二级梯度分布;由于其技术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导致就业结构和产业生态化水平也较低;但在工业产值结构和人力资源质量上略有优势。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区际产业转移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短期内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区域的结果说明,区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暂不显著,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未产生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各地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并细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讨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传导作用,以及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区域异质性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产业结构升级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②东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完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的;③东部地区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科技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完全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表现出部分的中介效应;④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固定资本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应继续加大固定资本投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追赶状态,大力赶超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克服地域发展不平衡是重中之重.     

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中部地区六省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两者发展不协调;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作用机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9—2009年重庆市的相关数据,从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深度三方面,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仅是单向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促进金融发展;重庆市的金融相关比率促进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动,金融发展效率与保险深度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动。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汽车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世界主要的跨国汽车公司来华投资,国内主要汽车集团通过和跨国汽车公司进行合资,嵌入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同时,国内一批新兴汽车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树立自主品牌,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两者不同发展模式及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从自主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升级提出建议。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空间效应研究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域,缓解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双重胁迫压力尤为至关重要。为此,基于2000—2018年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集,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且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及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出现"高—高"和"低—低"空间分布。(2)产业资源配置效率(TI)及产业结构高级化(TS)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现阶段优化TI比TS升级对减缓碳排放更有效,其直接和间接的边际效应强度分别达41.2%和32.2%、8.0%和6.1%,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增长对碳排放的边际效应强度。(3)为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强TI和TS优化升级,特别是近期内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进而解决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双重胁迫压力,减少碳排放。     

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思考

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保持工业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保障,是关系工业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灵魂,建设节约型社会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组织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深化工业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战略性工业产业,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顺利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西部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探析

产业组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西部地区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西部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西部工业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结构趋于小型化,专业化水平较低,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作用,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分类改造小型企业,促进分工与专业协作,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组织,促进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 Study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oom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obvious. Based on a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our empirical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over time. Since 2013,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ngine for China’s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has a foundational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mpact. Therefo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ing able to lead the futur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rap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