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安全驾驶罪的限缩入罪与竞合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妨害安全驾驶罪,此为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提前介入之举,但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需从实行行为、犯罪地点、刑罚处罚三方面对入罪路径进行限缩。该罪的罪过类型系针对安全驾驶秩序而言,而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心理状态可有多种类型。该罪可能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破坏交通工具罪法条竞合,不同情况遵循各自的处断原则,偏一竞合时以全面评价优先,交叉竞合时从一重处。     

’09行业最具影响力事件

两院发布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增加“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入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其中,“两高”罪名补充规定《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在刑法第224条后增加1条,作为第224条之一,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入罪。     

’09行业最具影响力事件

两院发布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增加“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入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其中,“两高”罪名补充规定《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在刑法第224条后增加1条,作为第224条之一,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入罪。     

论高利转贷罪的特征及其认定

高利转贷罪是新《刑法》增设的罪名。本文从立法角度阐述了高利转贷罪的概念、特征;从司法角度论述了认定该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本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别     

试论走私犯罪立法问题三则

1997年刑法及其随后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关于走私犯罪的立法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导致犯罪圈不断扩大。以犯罪对象作为走私犯罪定罪标准也不符合类型化刑事立法原则,逃避海关监管的走私行为才应是类型化的标准。在个罪罪刑配置上也存在诸如刑法规定指向不明导致罚无适当罪、走私行为入刑化明显严苛等问题。     

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含义的探讨

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一个类罪名、章罪名，被规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二章，仅次于《刑法》分则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重视和予以重点打击的态度。而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准确界定，无疑对正确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若干问题浅析

近年关于伪劣商品害人事件层出不穷,从金华火腿案到阜阳劣质奶粉案,无不反映出伪劣商品对社会的危害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运用刑罚——定罪判刑予以调整。按照现行刑法对本罪的立法目的,并结合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未遂,处罚依据等对这一类罪进行简要的分析。     

危险驾驶入刑后的再思考

危险驾驶入刑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压力、民意的要求,还因为我国对于危险驾驶惩罚机制的不完善。增设危险驾驶罪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对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护,符合国际刑事立法的潮流,也符合刑法的法益保护的法治原则,体现出刑法对民生的保护。而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的一些关于危险驾驶的案例和数据看来,危险驾驶入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基本上达到了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性骚扰”的刑法规制路径与防范机制--以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展开

王小箭性骚扰女学生事件背后存在性骚扰是否能够根据现行刑法定罪以及定为何罪、是否有必要专入刑法、如何完善防范机制等多重问题。在对性骚扰相关罪名的梳理上，对性骚扰在当前可以入刑法的各项罪名加以罗列，以强制猥亵妇女罪为例探究罪与非罪的界限所在，得出性骚扰在我国以单独罪名入刑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应在现行刑法基础上加以规制的结论。而防范性骚扰，则可以从刑法上和其他方面，通过法律和社会的渠道共同加以完善。     

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长期以来,我国对民间借贷立法的规制始终都很薄弱,直至2015年8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官方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终于对我国民间借贷领域的空白部分进行了填补,但是这些规定始终无法完全克服实践中民间借贷行为所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本文着重分析民间借贷行为在司法过程中存在立法不清、高利贷行为、信任风险与其对国家金融秩序造成的危害,同时也着重对完善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未能完全解决的部分风险的防范提出建议,以期为今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竞技体育活动中恶意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

竞技体育领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学系统,其中的犯罪问题并不罕见,但往往由于其特殊的商业化、行业化发展而导致脱离法律,特别是刑法的正式控制。尤其是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他人行为,难以与正当业务行为相区分。因此应从其与正当行为的区分,恶意伤害行为违法性的内涵和识别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依靠刑法的规制手段保护竞技体育活动的正常发展。     

经济法律责任独立性之法理分析

经济法既不属于公法,也不属于私法,而是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法律调整方式具有附带极强经济性的义务性和主要事后性;法律责任的实现应当遵循合法性、公正性、及时性与不可避免性原则,经济主体能够通过经济法律责任对其经济行为的后果进行预测;经济法律责任在性质上应当与经济违法行为相适应,是制裁性与补偿性的有机统一.以上诸方面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是经济法的内在要求.     

“封口费”的法律性质辨析

当事人为了隐瞒某些违法行为或事实而给知情人一定的物质利益作为＂封口费＂。由于这种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或者其先前行为可能违法,因而往往受到公安机关的干预。但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给付与收受金钱的关系应界定为附义务的赠与,且由于其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视为一种无效的契约。＂封口费＂不应由公安机关＂追回＂,而应当按照不当得利进行民法上的处理。     

抢劫虚拟财产行为之定性探讨

对抢劫虚拟财产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势必放纵这种极具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使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具制裁力的刑法保护,这其实背离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而最终有违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精神实质。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刑事案件"私了"

刑事案件私了的地位可谓尴尬,一方面刑事法治的完善禁止刑事案件的私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刑事案件的私了却大量存在。从当事人的视角,往往是利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但刑事案件私了弊端众多,游离于国家秩序之外,难以实现社会控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刑事和解制度得到普遍实施。刑事和解制度是规范化、制度化的私了。我国可以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实现刑事案件私了的规范化。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发展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已得到法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就非法证据的含义、范围、证明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作了阐述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刑事诉讼中证据隐匿的法律规制

针对刑事诉讼中证据隐匿存在的法律规制问题,提出应当区分不同的证据隐匿主体、隐匿证据的类型和隐匿证据的价值等进行综合考量。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程序法律责任相衔接,才能对证据隐匿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基于人身危险性量刑根据的研究

从法律依据、刑法基本原则、刑事政策、刑事司法实践及被害人权利保障5个方面展开论证，对目前将“人身危险性”因素列入量刑考量因素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人身危险性”并非对社会存在实害，仅仅是一种犯罪未然状态的预示，具有或然性和不确定性。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将“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根据之一，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不符合我国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不利于保障犯罪人和刑事受害人的权益。     

办理金融违法案件的法律难点与法律适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金融领域的犯罪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结合当前社会涌现的一些新形式的金融违法案件,对目前案件办理中存在发现难、取证难的法律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金融违法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金融违法案件必须同时注重刑法的法益保护和人权的保障机能。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