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侵占和“以股抵债”——从法学视角分析中国股市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被人为地分为流通和非流通的两种类型,这两种不同股权的价格不同、权利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社会公众所持的流通股,只占较小的比例,无法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多数表决权,往往只能“用脚投票”;而国有机构以及很少一部分民有机构持有的非流通股,能够控制股东大会上的多数表决权,能“用手投票”,从而成为控股的股东。 “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安排”。从法理上来看,这个契约安排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不可谈判型契约”或称“附合型契约”,是契约双方由于地位…     

大股东侵占和“以股抵债“——从法学视角分析中国股市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被人为地分为流通和非流通的两种类型,这两种不同股权的价格不同、权利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社会公众所持的流通股,只占较小的比例,无法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多数表决权,往往只能“用脚投票“;而国有机构以及很少一部分民有机构持有的非流通股,能够控制股东大会上的多数表决权,能“用手投票“,从而成为控股的股东.……     

“以股抵债”大股东侵占合法化的一个机会?

近期,市场上关于“以股抵债”成为又一热门话题。为了解决一些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资金从而导致资产迅速劣质化的问题。“以股抵债”作为一个解决之道提了出来,对此,各方面的反响不一。究竟如何看待这一新的政策方案?如何在确保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基础上解决这道现实难题?为此,本刊发表黄湘源先生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希望能够引起关注,并能引来更多的讨论。     

后股权分置时代中国股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与对策——对股权分置改革实践的反思

笔者不赞同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时代称为“全流通时代”，因为从已经结束股权分置改革的G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每家公司都继续保持了大股东的控股地位，大股东还声明其手中的股票将要“锁定”一年、二年甚至三年并且规定了其他限制出售股票的措施，表明股权分置现象至少将继续存在多年。因此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时代应该称呼为“后股权分置时代”。后股权分置时代应该是由股权分置时代向全流通时代过渡的时代，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一股独大问题和完善股市管理制度与全面提高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水平、提高公司业绩问题。     

“以股抵债”是不是霸权股东?

<正>前段时间,关于美国、欧盟等西方列强是否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讨论在国内热烈非凡。当时为什么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是因为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尚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所具备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当前最缺乏的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地方如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否透明和非歧视,市场经     

以股抵债 得失几何?——华北制药和电广传媒案例分析

<正>2004年11月24日，上市公司华北制药发布提示性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华北制药集团以“股权转让”现金清偿和 “以股抵债”股权清偿相结合的方式，抵偿集团及其关联方 非经常性占用华北制药资金人民币12亿元。这是继7月 份，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大股东以股抵债方案 之后，第二家上市公司正式实施“以股抵债”。 在此之前，作为具备“以股抵债”条件的华北制药，曾被 市场广泛关注。如今，证券市场上的“以股抵债”范本，也将 由电广传媒、华北制药推出相继的抵债方案而产生。可以预 期的是，随着这两家公司“以股抵债”方案的产生，今后证券     

中国股市“非均衡二元结构”的调整——兼论“市场发现价格”的新理念

中国股市是一种“非均衡二元结构”的格局：一方是具有绝对控股权、持股成本低、股份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另一方是处于依附地位的、股份可以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公司治理结构无法完善，国有股的“非流通”性导致中国股市投资行为扭曲。解决国有股全流通问题的关键，是坚持“市场发现价格”的新理念，并通过向“散户”折价配售国有股对其进行补偿。社会公众股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风险承担者，要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让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全部过程。     

中国股市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关系分析

我国股市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至今已经走过十六个年头了,纵观股市熊长牛短,几乎到了崩盘的边缘,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是缺乏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支持,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是有条件的,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环境,才能保证该事物健康的成长。资本市场是要求建立在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较高的市场体系机制之上的,而我国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与正常股市生存环境相差甚远。     

从自主创新视角谈“跳板”的打造——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迁

一、引言 “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迅速取代“日本制造”、“欧美制造”,凭借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傲视全球。然而,兴奋和自豪之余,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制造”深陷的尴尬困局：产品的附加值低,表面的繁华并未带来实际的繁荣,企业始终在价值链的最低端挣扎;低成本优势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巨大的资源、环境消耗为代价;自主品牌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质量问题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各国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案此起彼伏。     

从“郎顾之争”到“中国问题”——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郎顾之争”反映了在经济改革中广泛存在的正当性危机和实质合法性危机、形式合法性危机 ,“中国问题”则对古典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提出挑战。问题不同 ,实质是相通的 ,就是如何处理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何处理经济改革与法治秩序之间存在的冲突。“不完备法律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法制改革有启示     

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探析——基于“中国之谜”与制度变迁的视角

基于"中国之谜"和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发现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有如下基本内涵:(1)政府主导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2)"渐进式"的增量改革;(3)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次大国模式"。中国金融发展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及高度统一的金融体制起主导作用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特殊路径与顺序选择。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博弈与耦合。     

从“市场换技术”到“市场用技术”——基于GVC与NVC视角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状态使企业无法掌控国内市场,造成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分离,从而无法有效驱动创新要素。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应当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NVC)来直接掌握国内市场,并利用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来实现技术创新,这就是"市场用技术"。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发现NVC比GVC更加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市场规模对技术的驱动效应。     

以“中等收入陷阱”视角看待当今中国的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以外,其他国家都深陷其中无法发展。中国在2010年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如何立足基本国情,借鉴他国经验,成功避免陷入其中是值得思索的。     

上市公司的治理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国美“黄陈之争”的分析

目前公司治理问题是一个全球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它关系着上市企业经营的成败。由于中国公司制企业发展时间较短,公司治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暴露出大股东行为缺乏有效制衡、内部人控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着眼于治理体制完善和创新,结合国美控制权之争的经典案例,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为解决这些缺陷和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委托人“政府化”与“非政府化”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关于中国乡镇企业转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90年代末期中国的乡镇企业转制为线索 ,分析了不同“行政级别”乡镇企业所有者的“政府化”和“非政府化”特征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 :以现代公司制度为特征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必需的基本前提 ,即明晰的产权制度 ,不可能在委托人 (所有者 )“政府化”的情况下形成。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正经历着一个产权不断清晰化的过程 ,随着产权清晰化的完成 ,企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将被提到议事日程。本文对“社区级”乡镇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的描述显示 ,中国公有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逻辑顺序为 :委托人 (所有者 )身份的“非政府化”是企业产权清晰化的前提 ,而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则是产权清晰化的结果。尽管本文分析的对象是中国的乡镇企业 ,但委托人“政府化”和“非政府化”的界定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具有同等的政策含义。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模式研究——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外国农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也日益匮乏,国内外环境的这些变化迫使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国门。而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走出去"是中国农业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和面临的难题。本文以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例,全面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模式的现状及特点,对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模式未来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展望。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本文以转型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全国范围内三次“严打”斗争的发动背景、打击对象、主要做法和治理绩效。本文认为集中有限的国家治理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是执政党与政府在“实用理性”主导下、面临资源瓶颈问题的理性选择。通过运动式治理实现国家权力的再生产与再扩充,确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续与维系是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票否决”制的效能分析——基于基层治理的视角

“一票否决”制,是科层制下的一种指标评价机制。在基层,由于治理体制的压力型特征,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角色界定不明、责权分布不对等,以及政府组织本身具有的自利性特点等原因,“一票否决”制一度被广为采用,但其效能最终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成为现阶段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集中表现和缩影。仅仅依靠这个制度,或者简单地将它废除,均无益于基层治理现状的改善。     

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构建的路径研究——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但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不前和新兴国家实力增强等,需要新的国际经济治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资本和产业对外输出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也应该从被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转变为构建新的经济秩序,"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可能。文章在区域经济协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运作、人民币国际化、贸易自由区等方面提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的构建路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