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效应、异质企业内生集聚与城市生产率

本文通过一个改进的新新经济地理异质企业模型考察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效企业能制定较低的价格、占有较大的市场,因此倾向进入大城市,而低效企业倾向选择较小的城市;城市越大,对企业的门槛效率要求越高.大城市的企业效率分布曲线相比小城市有较高的左侧截尾,而小城市相对于大城市存在右侧截尾.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企业固定效率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估计显示城市效率门槛随城市规模增长而增长,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传统集聚经济的1/5～2/5,但集聚经济和筛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影响有所差异.分析还表明,降低区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城市间效率分布的趋同,市场一体化将提升中小城市生产率、缩小城市间差距.     

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推导出最优稳态经济增长率,并得出当政府设定的收入税税率等于政府财政支出带来的对市场生产的边际产出弹性时,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处于最佳状态。通过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     

蔓延的城市空间是否加重了雾霾污染——来自中国PM2.5数据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雾霾天”在我国很多地区频繁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怀疑城市空间结构会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本文综合利用PM2.5地表浓度数据、全球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以及经济统计资料,计算了我国各城市的蔓延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城市蔓延和城市规模对地级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会提高当地PM2.5浓度,人口规模的提高也会有类似的效应,而且,城市蔓延与雾霾浓度的同方向关联会因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弱,小城市的空间蔓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此外,工业城市经常有更高的雾霾浓度.本文结论具有如下现实意义:在城市内部空间规划方面,应该控制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无序蔓延,坚持紧凑式空间结构;在城市体系优化方面,应稳步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控制大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1990-2001年

本文利用卡里诺模型和1990-200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分析全国222个城市的城市聚集经济以及城市规模效率,并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化经济程度差异.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不一样,尤其是传统工业大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并不明显,而新兴工业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较明显.本文还发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并不明显,而大中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中部地区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     

中国城市规模政策与规模效益分析

实证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大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规模效应。针对我国城市集聚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差的现实,应当调整我国现行的城市规模政策,走以集中型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规模效益。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城市最优规模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使用广东省2000-2012年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矩估计法估算最优城市规模值,实证分析的结论是：广东省城市规模偏小,结论支持培育更多大城市的观点,产生更大城市净集聚经济效应。     

人口视角下城市不动产价格波动及区域差异的成因

近年来,城市不动产价格(房价)波动带来的民生问题和政策调控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试图从人口规模和流动视角探讨房价波动及其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城市人口规模通过高工资和宜居性弥补了大城市的负外部性,人口流动在竞争效应和预期效应下增加住房的需求。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规模的差异以及人口向东部城市流动造成资源禀赋差异,是形成房价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针对不同城市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加强中小城市基础服务建设,鼓励流动人口购房和农民工创业,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人口政策方面,引导劳动力流动,消除人口流动障碍,实现人口合理分布;加大当地教育的投入和职业培训,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流动人口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实现均等化公共服务。城市发展方面,一二线城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三四线城市优势资源和产业承接能力;加大对中小城市发展的扶持。     

城市规模、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

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是农民工进行工作搜寻和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在劳动力市场相对完善的大城市中,农民工是否会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呢?本文以社会互动模型为基础,构建两区域劳动力市场均衡模型,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借助社会网络渠道进行工作搜寻的机理。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数据相匹配进行实证检验,识别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网络搜寻渠道的影响。鉴于常规模型的估计结果会因选择效应而存在偏误,本文运用含城市固定效应的两步法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对社会网络搜寻渠道的依赖。进一步研究表明,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依赖社会网络渠道搜寻,是对大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不足的补充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地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

城市化对降低生育意愿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我国处于低生育水平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主要集中在是否生育二孩的意愿上.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后发现:农村流动人口流向不同规模的城市,他们在二孩生育意愿上也存在差异,基本趋势是流入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城市化降低生育意愿的机制除了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来降低生育意愿,还存在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程度的不同.我国流动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流动特点加剧了生育意愿的降低程度.     

集聚密度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来自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考虑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1990～2008年间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是我国城市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与集聚外部性紧密相关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仍是制约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途径:制造业在市辖区内的空间集聚体现为"拥挤"效应;人口空间密度则对地方产出的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人口因素仍然是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与制造业的空间"共聚"现象对城市产出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6—2011年中国省际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过度扩张而中、小城市发育不足的失衡结构,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市体系协调发展,促进中、小城市充分发育,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被强化,结构失衡的城市化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注重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化路径,则能够更为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为何要坚持走城镇化道路?

<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过程,各国皆如此。城镇化和城市化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明显不同:城市化更多是一种人口自然向城市集聚的过程,而城镇化是这种人口集聚过程中增加了政府干预的因素,即被当作“政策”。如不久前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见,中国特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基于科技创新的角度

本文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运用知识溢出的效应机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实证研究对中国城镇化道路选择进行探究。在实证研究方面,以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和经济密度分别作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发展方向的代理变量,以2008～2011年全国27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按照经济密度将样本均分为大、中、小城市三组,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密度与人口密度对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影响显著,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与经济密度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大城市组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密度及人口密度的变化更敏感,而中等城市组又优于小城市组。从经济角度来说,发展集聚经济更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能力;从人口角度来说,较分散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科技创新。     

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实证分析

服务业的集聚特征非常明显,这种特点对各地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带来一定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集聚对其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推动作用,同时服务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对其生产率也显著起到正向影响作用;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服务行业的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且教育水平对生产率的影响在逐步减弱。本文还发现集聚弹性所反映出来的各服务行业集聚水平变化对服务业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同,大多数服务行业的集聚能促进服务业规模的增长,但有3个行业的集聚反而会对服务业发展不利;服务业集聚弹性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西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小。     

从苏州看招商引资

无论从城市人口、经济规模,还是从产业基础、科技力量、基础设施等方面来说,苏州相对于国内众多大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为何能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现阶段劳动力迁移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提供密切联系.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考察了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揭示了生产型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不同机制:生产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生产率效应”与“拥挤效应”“税负效应”的平衡,消费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消费性效应”与“税负效应”的平衡;两类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均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且净效应方向相反.进一步,本文运用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及非线性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生产型公共支出、消费型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分别呈现出倒“U”型和“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分别为766和167(人/平方公里).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迁移,除了调整公共支出规模,还可以根据劳动力迁移对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异质性反应,来实施差别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对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城市比在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更大.     

低碳目标指导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下,如何推进城镇化又快又好的发展是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原有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选取了60个城市2006-2011年的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人均CO2排放量的面板数据,综合考虑人口密度以及人均GDP两个指标,将城市分为集约型和分散型两组,每组30个,人口密度越大说明该城市的集聚水平越高。用Eviews软件分析了人均GDP、人口密度及能源强度对人均CO2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密度增加会带来人均CO2排放的增加,但是小城市CO2排放增加的幅度要大于大城市,即可以说明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均碳排放;人均GDP对人均CO2排放为正效应,经济的增长将会带来能源使用量的增多,不可避免地在这个过程中增加CO2排放;分析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能源强度指标,增长单位GDP,小城市的人均碳排放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大城市,即大城市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更高,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能够利用稀缺有限的能源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行政等级与大城市拥挤之困——冲破户籍限制的城市人口增长

本文从中国城市行政等级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大城市拥挤之困”以及当前户籍制度无法实现“引导人口流动从而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越吸引外来常住人口的进入、人口规模扩张的速度也就越快;由于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配置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在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模式下,户籍制度必然难以奏效.最后,本文提出了破解大城市拥挤之困的新方向,即“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当前等级化的资源分配体制,减少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格局,构建各类城市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本文首先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并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其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进一步考察发现,如果就财政支出而言,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0.0%;但是,如果把对象扩大到公共支出领域,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7.9%.而实际上2004年的财政支出规模为20.8%,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然没有达到最优,我国当前增加财政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支持力度还应当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