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变化及结构效应的影响

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本文对1988-2005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88～1997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趋势,生产率增长效应是主导因素;而在1998～2005年,地区差距显著缩小,其决定性因素则是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结构转换效应.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制造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基于不同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将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前者通过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扩大比重实现;后者通过"与用户相关的外溢"等机制实现。对我国1980-2010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发现:单纯从直接作用看,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进一步利用动态面板衡量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总和,发现制造业结构变动明显影响生产率的变动。这也说明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大规模转移,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8．36％,“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到90年代,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趋缓,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加快,“structural bonus”效应和“structural burden”效应同时存在;加入WTO以后,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趋势迅速加强,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17．31％,“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非农就业发展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探论

本文使用指数分解方法说明了非农就业发展的结构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利用该方法的分解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发展的结构效应在整个改革时期呈“U”型发展轨迹,在上世纪90年代末跌入谷底,进入20世纪后高速反弹,而且地区间不同的结构效应可能是影响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原因。本文还就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非农就业发展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就业“去工业化”成因测度分析

文章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法，定量分析了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份额同时下降的成因。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了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下滑；劳动生产率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需求总量规模效应共同促成了中国2013—2018年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其中劳动生产率效应占主导作用。研究显示，增加值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减少了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总量，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减少了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总量。相比其他国家，增加值率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提升作用较弱。文章为定量研究就业“去工业化”提供切入视角与研究框架。     

京津都市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以北京和天津为主体的大都市区,不仅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更承担着全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职能,其中制造业仍是区域竞争能力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因此,增强京津都市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提升本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该研究旨在对京津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进行结构解析,明晰该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来源,为打造新型产业分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自1997—2007年间,北京和天津制造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大约相当于全国的2倍;研究期内京津地区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增长,且自2005年以后天津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高于北京。采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对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即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导致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源泉,由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导致的行业结构调整即"结构红利"效应并不显著。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行业分解结果表明: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源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技术与规模经济指向型行业。结论主张京津地区制造业要尽快以新型产业分工为基础,根据城市自身优势,实现制造业产品和功能的差异化战略,共同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正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演变与服务业结构变迁效应分析——以天津为例

近年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天津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持续降低。服务业内部各分类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类服务业。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高度化持续推进;就业结构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服务业整体结构更趋于协调合理。文章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并没有对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分解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天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其内部各行业内生增长效应,总结构变化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笔者认为,天津没有必要把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作为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提高服务业各行业的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关键。     

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海南生产率增长研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前后期"结构红利假说"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南经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估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比较分析两阶段生产要素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三次产业生产率差异、产业结构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结论如下:海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均具有单调性;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一直成立,而资本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前期成立,1993年房地产泡沫对海南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三者之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其次立足“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质量展开测度，本文发现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虽然在整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但其绝对水平相对偏低，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最后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正相关，但均衡性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够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提升效应。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和各市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法"分解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尤其是静态转移效应;而内部增长效应在多数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空间结构的改变都表现出了"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表现出的"结构红利"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结构负利"。     

剩余价值国际转移视阈下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兼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

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剩余价值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转移。纳入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若不考虑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一国的技术越先进,劳动生产率越高,从而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越高,该国的经济增速就越快。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坚持创新发展,必将使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大幅跃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转移我国剩余价值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有利于弱化剩余价值国际转移,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增长。     

要素结构与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可分解为就业总量、结构、资本效率和劳均资本变化的效应。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本配置结构和效率,发现在1979~1992年经济增长为粗放型,主要依靠劳动力增加;在1993~2012期间则依靠资本扩张,就业结构和资本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很低甚至为负。建议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吸纳剩余劳动力,增加第三产业就业,扩大第一产业投资,提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强化技术创新提高资本效率,实现经济内涵式增长。     

中部六省制造业结构调整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中部地区6省制造业2003—2007年的行业增加值及劳动投入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计算Hoover指数和Krugman指数发现各省发生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增强。然后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算结构转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证实"结构红利"的影响存在,但不明显。最后根据中部地区各省制造业呈现的特点,提出劳动力资源应向内部增长型和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转移等政策建议。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分解——基于扩展的Nordhaus指数方法

Nordhaus指数方法是一种有效且已较广泛应用于测量生产率增长的方法。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地区间要素变化或流动导致地区要素比例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力要素角度对Nordhaus指数方法进行扩展,以中国劳动生产率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导性的驱动因素,其他效应影响相对较小但近年来有日益增大趋势;各效应时序变化有较大差异,纯生产率效应波动较大,其他效应较小;扩展模型中的劳动力地方结构效应与地方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比例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地方差异。     

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的双重分析

本文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宏观背景下对我国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作者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保持着强烈的“正相关”效应,农业生产率成为劳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二元经济的传统操作模式使农业劳力转移未能实现,而改革后生成的我国独有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更是直接影响着农业增长与农业劳力转移。因此,寻求一条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可行性战略,乃是实现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顺利进行的关键。为此,作者提出了如下战略:“双重双滑”战略、“全面就业”战略、“农村—农业倾斜”战略及投入战略。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对比北京和全国的情形,本文分析了导致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若干因素。结合对现有文献中有关结构效应的争论的分析,本文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有关,也和资源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方向有关。当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较大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导致了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效应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同时,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转移往往发生于三大产业之间,较少发生于三大产业内部的各行业之间,三大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出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