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浅议超额现金支付的后果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超额现金支付问题，阐述了超额现金支付给国家、集体和单位可能导致的种种重大危害，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以示警惕。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收费视角

实际控制人超额占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席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审计收费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以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公司审计费用，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聘请规模较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是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渠道；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显著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实际控制人通过超额占有董事会成员席位获得超额控制权，对公司管理层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     

定向增发与普通增发比较分析——基于发行条件与公告效应分析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到来，定向增发日渐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再融资的主要工具。文章从发行条件，发审要求以及内幕交易程度对定向增发和普通增发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分析上市公司更多选择定向增发的原因和交易状况。发现定向增发发行要求低，发行价格可选择性，发行股本无限制等优点，导致定向增发的发行规模远远大于普通增发；同时也发现定向增发的内幕交易程度普遍高于普通增发，而定向增发后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占事件区间总超额累计收益率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普通增发。     

商誉会计研究与探讨

长期以来各国对商誉会计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特别是“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混淆表述，使人们对商誉的认识及相应的会计处理产生误区。本文从超额盈利能力角度出发，对商誉会计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认为商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比较优势；外购商誉只有满足获取超额盈利能力才能加以确认；超额收益折现法是计量商誉价值的较好选择；同时提出采用定期价值重估与减值测试相结合对商誉进行后续会计处理。     

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双刃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子公司数据，探究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程度与子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子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小、董事会互动强度较高以及子公司其他董事社会资本较低的样本中，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信息沟通效应对子公司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股权属性、多个大股东会强化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积极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为母子公司情境下提高子公司投资决策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理论借鉴。     

商誉的确认和计量

商誉，是指商家因经营的良好信誉而可能取得的超额利益。按照新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的确认都必须涉及企业合并，是企业合并时购买方所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其取得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如果合并成本小于其取得的净资产份额，其差额则称为负商誉；实践中，还有企业自创商誉这一概念，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和国际会计准则都规定，企业自创商誉不能确认为资产。     

对当前商誉会计理论的反思

本文主要对当前商誉会计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这一提法不科学；“超额收益论”歪曲了商誉的本质；“自创商誉”没有存在的空间；“负商誉”现象的出现彻底否定了现行的商誉会计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商誉并非是一项无形资产，其本质应是一项由于模拟估价系统与市场现行实际定价系统的偏离而导致的差额。     

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及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2001-2004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2001年至2004年期间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公布数据为样本，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分年度考察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及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1）在年报公布日前后较短时窗内，市场对非标准意见表现出微弱的负反应，即非标准审计意见与股价超额收益增量呈负的弱价值相关性；（2）首次出具和连续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与股价超额收益增量存在负和正的弱价值相关性，且前者的相关性低于后者；（3）2003年审计报告准则修订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价值相关性和决策有效性提升作用明显。     

合景泰富上市首日即涨7．7％

2007年6月18日开始至2007年6月22日，合荣泰富于香港公开发售； 2007年6月20日．公布其配售结果及发售价预计； 2007年7月3日，舍景泰富的股份于联交所主板开始买卖．股份代号1813，该集团创办人兼大股东、广州民营企业家孔健岷三兄弟．合共持有上市企业约67．5％股权； 2007年7月19日。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包销商全面行使招股章程所述的超额配股权．所涉及股份和共93750000股（超额配发股份），相等于根据全球发售初步发售的股份约15％．     

试论纳税人的合理选择模型

在经济学中，逃税是不确定性下的选择，是具有风险的。如果逃税没被抓住，可获得超额收入；如果逃税被抓住，不但补交税款，还要支付罚金。     

国退民进依然会是方向

中国改革30多年的一个主要经验是国退民进，如果没有这个，改革不可能成功。高度国有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阶层僵化，经济活力下降，催生如超额公共债务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

基于薪酬辩护理论,文章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是否会影响其信息披露动机,进而导致对外公开披露会计信息可比性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低;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可比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公司治理功能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踪可以有效抑制非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负向影响。     

税收中性

税收中性，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而言的，一般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     

如何消除现代建筑的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品质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每年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超额死亡数达11．1万人，超额门诊数22万人次，超额急诊数430万人次。     

企业超额现金的持有动机：产品市场竞争的解释

超额现金是企业应对产品市场竞争的一种战略工具。文章利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持有超额现金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当前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动机欠缺理论模型分析的不足。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融资成本、竞争对手的掠夺性程度等是影响企业超额现金持有动机的重要因素，且超额现金持有动机的强烈程度与企业融资成本和竞争对手的掠夺性程度呈同向变化。     

声音

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四次加息；进出口银行人民币债券获超额认购；财政部发行280亿元20年期记账式国债；中国建设银行通过发行A股方案；中国人寿与中诚信托签订股权收购协议；     

基于LVQ的上证综合指数择时理论研究

利用学习向量量化（LVQ，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神经网络，构建上证综合指数择时模型；结合技术，分析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并在模型的输入变量中，对经济数据以及与股市本身相关的变量进行预测；进而通过判断上证综合指数的涨跌，采取对应的进入、退出策略，以期得到优于指数的超额收益。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LVQ模型能够较好地对进行模型识别，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预测模型。     

建立公立医院内控制度应当注意的十大关键环节

近几年来，各单位财务管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因内部管理制度松驰导致内部会计控制工作薄弱，账目混乱，财产不实和数据失真。因会计人员配备不足，素质参差不齐，造成记账随意、手续不清，差错频繁和会计资料严重缺失；     

浅谈改革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制设计方面 1．资本所得轻征税、劳动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非独立劳动所得（工资、薪金）实行9级超额累进税率；对独立劳动所得（劳务报酬）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现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实行5级超额累进税率；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可以看出明显歧视劳动、重视资本。一般认为，资本所得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大于劳动所得，付出的代价小于劳动所得，与必要生活费用的相关程度低于劳动所得。因此，资本所得的负担能力大，劳动所得的负担能力小。对资本所得征税的幅度应大于劳动所得，可以实现能力大的多纳税，能力小的少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