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GDP与国民幸福总值相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

GDP和国民幸福总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两者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各自的发展完善程度也不相同,两指标在国民经济核算上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当前我国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情形下,国民经济的核算既要突出经济发展,又要充分关注民生,要建立GDP与GNH相结合的综合核算框架.     

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研究

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坐标。文章介绍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并对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方面展开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国民幸福度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目的、是本质、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手段、是主题、是中心、是第一要务。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国民幸福度",在实际工作中稳健提升"国民幸福度"。"以人为本"应该是"以人的幸福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全民的、世世代代的幸福最大化";"幸福最大化"的中国传统路径应该向现代路径转换;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应该落实在"国民幸福度"的最大实现上。     

浅议国民幸福指数与GDP

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关系及意义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与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与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精神动力。处理好它们间这种辩证关系,对于国家确立"以人为本、为民谋福"的经济发展目标,对于改善民生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政府公共政策转变,对于国民增强"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是幸福之源"的观念,对于在新时期寻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精神原因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RMA模型视角下的国民幸福指数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并未有明显提升。本文选择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因素构建了准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国民幸福指数,并在HP滤波基础上建立ARMA模型,对中国国民幸福指数进行波动分析。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得出了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偏低,仅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我国国民幸福指数较为稳定;人民的心理状态相对稳定等结论。     

财政支出结构效益对国民幸福指数影响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出是以国家为主体,以财政的事权为依据进行的一种财政资金分配活动,集中反映了国家的职能活动范围及其所造成的耗费,其评价不仅要涉及经济效益,也要涉及社会效益.而现在很多学者所做的实证分析,都是基于GDP指标,考查的是经济效益.本文以国民幸福指数为出发点,综合分析了经济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以1994 -2004年的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方面符合社会的主观认知,另一方面与前人所做的结论有一些相异之处.     

幸福指数与以人为本

一、幸福指数与人本思想相随相伴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在世界一切事物中,幸福似乎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富强可以用GDP来衡量,那么幸福用什么来衡量?如何反映人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如何反映一个国家,     

省际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 水平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本文以公共财政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空间因素，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能够提供我国各省市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指数集聚、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部分解释。     

经济学中的"幸福"及其测度

经济学中幸福概念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观幸福观和边沁为代表的主观幸福观.其实,主观幸福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目标,在古典经济学阶段,由于国民财富等物质条件对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经济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富国裕民".边际效用论者利用效用对幸福进行衡量,但是直接对主观幸福进行衡量困难重重,客观衡量方式存在着"手段"和目标之间有差距的问题,由于个体幸福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中这两种衡量体系的作用都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