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市城市综合规模研究

通过确立喀什市城市综合规模指标体系,建立城市综合规模的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研究喀什市2002—2008年城市综合规模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喀什市城市规模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经济规模,其次是人口规模,最后是空间规模。喀什市城市规模各指标都有较快发展,喀什市城市综合发展规模中2002—2008年城市规模增长了200%,在2004年、2007年出现加速发展阶段。     

论城市规模政策与城市规模效益

实证与理论研究都表明大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规模效应。针对我国城市集聚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差的现实,应当调整我国现行的城市规模政策,走以集中型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以充分发挥城市的规模效益。     

东北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及其空间特征

采用1990—2008年的城市人口数据,首先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级别结构演变概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城市首位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城市基尼系数对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展开计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城市规模成长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阶段性、层级递进式演变;由于缺乏龙头带动城市,各城市首位指数较低且不断下降;1996—2008年,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城市规模分布总体趋于合理;1990—2005年,经济基尼系数与人口基尼系数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仍有较大的人口发展空间;区域城市规模成长表现出空间极化、轴线指向、群带集聚、区域差异等空间特征。     

福建省城市规模结构之研究——基于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2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的结构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发现,福建城市规模并不服从首位度分布,城市人口、用地及经济规模并不完全符合位序-规模的理想分布状态.城市体系分布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福建城市规模体系以双中心城市为核心,小城市数量众多且发育不够;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闽东南沿海城市与闽西北山区城市规模差距大.最后提出了福建城市发展应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人口规模,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带动整个省域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基于制度主导的城市规模扩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成为城市经济持续壮大的重要表现。在城市经济规模扩张中,制度决定了规模扩张的方式,引导着城市经济向更加合理、规范的方向进行。因此,研究城市经济扩张中制度的主导作用成为研究城市规模扩张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在界定城市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从反面论证城市在自组织扩张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凸显制度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的主要作用,为城市规模扩张中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条件下用经济分析的观点优化城市规模

城市规划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创造合理的城市规模与创造富有特色的城市空间为基本点的一项社会经济活动。当前城市规划工作普遍存在重表现、轻研究的现象,尤其是缺乏对城市的经济分析,从而导致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受到质疑。文章用成本效益经济分析中的观点,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城市规模的经济模型与途径。     

技术和地价对城市规模影响分析

城市规模一直是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究竟什么规模的城市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文章从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入手对城市规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为城市发展战略中城市规模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当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达到均衡的时候,城市规模也达到均衡。技术和城市地价会对均衡的城市规模产生影响,其影响方向经过比较静态分析之后,得出两个结论：技术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城市房价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正向的。文章利用北京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两个结论,并针对这两个结论给出简单的经济解释。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集聚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规模选择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并利用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在继续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支持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的人均产出。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城市建设、规模扩张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自身空间发展过程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城市资本积累过程和恢复再生产过程作出理论假设。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为研究背景，以中国256个城市为样本，以2008—2012年为抵抗期，2012—2017年为恢复期，实证分析两个时期中国城市经济韧性与城市建设和规模扩张过程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城市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容器，其自身的建设和扩张过程，将对城市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产生影响。其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城市建设过程对抵抗期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作用，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代表的城市扩张过程则具有负向作用。最后，恢复期城市建设和扩张过程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生较大转变，城市建设过程不再具有显著影响，城市扩张过程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人左右。城市中来自相异省份的新移民可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发,采取共赢、利他不损己或利己不损他的行为模式,提升集体幸福感,来自本省或相似省份新移民的理性行为模式是选择前往这些省市中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而当前我国城市移民净流动量的空间格局表明,新移民总体而言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帕累托改进,在地理空间选择上存在客观非理性现象。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引导移民在空间上实现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     

汾河流域城镇群城市规模结构及演变研究

汾河流域是山西省范围内重要的城镇集聚区,也是实现山西省"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区域。文章选取建国以来汾河流域城镇群演变为研究对象,采用城市首位度、城市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和分形等方法对汾河流域城镇群的规模分布现状和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汾河流域城镇群等级规模结构呈位序—规模分布;区域缺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城镇规模等级不完整;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匀,区域差异显著。建国以来,汾河流域城镇群规模分布发生明显变化,城市数量与规模快速扩张;城市首位度不断下降,城市规模结构由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不断减小,城市规模差异逐步增大,区域大中城市逐步发育,规模分布日趋集中。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意见。     

中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MM、门槛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与二产/三产增加值之比也呈现倒U形关系;(2)城市“规模红利”的发挥受制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的“结构红利”大小也受城市规模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虽然少数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初步出现规模不经济迹象,但绝大多数中等城市规模仍偏小,“规模红利”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同时绝大多数城市还未充分发挥第二产业的潜力,不宜过早“去工业化”.文章据此对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即要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鼓励城市规模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新疆绿洲城市综合规模与基础设施灰色关联时空分析

通过构建新疆城市综合规模与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新疆22个城市基础设施与综合规模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研究发现：①1997—2007年新疆基础设施与城市综合规模平均灰色关联度大于0.59。有较强关联度城市分布在北疆和东疆,在时间分布上,灰色关联度缓慢上升,上升幅度小。②基础设施对城市综合规模灰色响应值差异较大,通讯设施和能源设施具有较强绝对灰色响应,交通设施和环境设施具有较强相对灰色响应。在空间分布上,22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灰色响应最小值基本一致,稳定在0.5左右,但灰色响应最大值具有较大差异。在时间上,不同基础设施对城市综合规模灰色响应分别属于下降型、平稳型、上升型。③基础设施对综合城市规模的灰色影响明显。在绝对灰色影响中,对经济规模影响最大。在灰色影响中,对建成区规模影响最大。空间分布上,对经济规模有绝对灰色影响最大值城市占总数的45.5%,在相对灰色影响中,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大的城市占总数的31.8%;基础设施对城市综合规模灰色影响以上升型为主。     

聚集经济、市场拥挤效应与城市规模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市场拥挤效应不显著,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城市规模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研究也印证了以上的结论,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聚集经济效应就越大,城市自我膨胀的趋势也就越显著。     

借用规模视角下中国城市收缩时空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日益突出,客观准确识别城市收缩现象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市收缩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从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的视角,对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不同类型收缩城市数量、收缩程度和区域分布都存在显著差异。(2)功能规模借用和绩效规模借用2种效应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中均表现出异质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象。功能层面以规模借用形式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效应都显著;绩效层面则以集聚阴影形式存在,在非城市群中效应不显著。(3)借用规模因城市规模不同对城市收缩呈现非线性影响,功能规模借用水平表现为大城市>小城市>中型城市,而在绩效层面中小城市表现为集聚阴影,大城市则表现为绩效规模借用。     

对城市规模理论的再认识

最优城市规模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城市规模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区位优势与城市最优聚集规模的关系,随后分析了最优城市规模理论和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困境,城市规模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适度城市规模网络结构是对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批判和修正。     

垄断竞争、中间产品与城市规模

从分工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角度,运用Dixit-Stiglitz模型框架下经济活动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在城市内部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系统讨论了投入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对城市均衡人口规模的反馈作用,以及城市内部中间产品专业化水平和互补经济程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省城市增长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形成了城市;在城市体积增长和城市系统随产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而演进的过程中,城市规模经济的实现除了依赖生产要素流动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对中间产品投入的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