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获取途径研究

在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基础上,文章运用高技术产业1998—2008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内部和外部获取途径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出口学习效应、用户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技术溢出在激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购买国内技术并没有对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了若干加快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

本文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将人力资本溢出引入了国际技术溢出的研究范畴。前人仅研究了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而本文还研究了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通过研究,主要发现:(1)在本文的研究年限中(1985～2008年),整体而言,东道国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2)对于逆向研发资金溢出而言,中国的人力资本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为使得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对国内技术有正向的影响,存在国内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即,从2001年开始,逆向研发资金溢出经过国内人力资本的吸收,对国内技术水平有促进作用;(3)对于逆向人力资本溢出而言,中国的研发资金存量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为使得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国内技术有正向影响,存在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门槛效应",即,从2004年开始,逆向人力资本溢出经过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吸收,对国内技术有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利用2005—2013年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相关数据,对研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园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选取了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高新区内的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以考察这两个因素对IFDI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新区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地负向溢出效应,而且高新区研发人员比重与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关联性;而贸易开放度对IFDI对区内的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新区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基于服务贸易开放度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物资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门槛效应等四大作用机制。根据服务贸易开放度新指标和用综合指标法衡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标,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选取衡量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变量,进行基于服务贸易开放度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人均国民收入以及货物贸易发展水平等对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要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必须综合考虑上面各种因素。     

中国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04 - 2013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我国科技创新的空间分布与创新溢出。研究发现,我国31省域的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表现为明显的区域创新集聚现象,并且创新集聚状况逐渐强化,R&D经费投入、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外商投资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区域科技创新具有空间溢性,某区域的创新产出会溢出到邻近地区并对其创新产出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研发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双重效应研究——“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解析

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日益加强在华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也逐渐以双重效应体现出来，即“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方面，通过先进技术的扩散、竞争意识的增强、人力资源的培育，溢出效应正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也必须同时警觉跨国公司投资研发活动的实质以及所执行的研发战略。加上我国自身研发创新机制的不健全．这些人为的障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国内整个技术研发环境造成了伤害。在双重效应的影响下，国内企业应该做到趋利避害·努力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创造条件使技术溢出的正面效应最大化，达到与跨国公司双赢的局面。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态势及效应分析

在R&D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首先目标。跨国公司在我国的R&D机构具有较高的本地化水平,投资行业和地区分布高度集中,投资动机明确、投资方式灵活多样。跨国公司的R&D投资具有空间集聚、知识学习、技术溢出、管理示范、区域经济、区域形象、区域创新和城市结构优化等八大效应。跨国公司在我国的R&D投资,既有有利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挑战和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端正态度、主动积极地应对跨国公司的R&D投资,正确的做法是:积极引进,合理引导;转变机制,优化环境;抓住机遇,大胆走出。     

人力资本、R&D效率与地区差异

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Tobit方法法实证检验了全国整体及三大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结构对R&D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全国整体和东部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中及以上层次人力资本对R&D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中部、西部人力资本存量及各层次人力资本对R&D效率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其R&D效率,更好发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是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异的关键。     

开放条件下的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与渠道,讨论了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考虑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与教育溢出效应的互补性,利用1987～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生产弹性要大于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存在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教育溢出与区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相互结合,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从产业以及产业内部不同类型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对我国整体汽车产业具有显著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内资汽车企业的挤出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外资汽车企业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渠道对内资汽车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内外资汽车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不利于FDI技术溢出,内资汽车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FDI技术溢出,而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研究表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走开放创新之路,在引进FDI同时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天津为例

从众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看,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情况可能与当地企业的各种特征相关,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利用天津市103家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一问题作了实证分析,分析模型是Haddad和Aitken模型的扩展,在该模型中加入了吸收能力变量,该变量用R&D投入与行业FDI总量的交互项表示.根据相关理论,本文把R&D的作用分为创新和提高吸收能力两种.回归结果表明,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R&D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创新性R&D;同时本文还发现当地企业R&D投入越高,与FDI企业的技术差距就越小,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显著.这表明就天津而言,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决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重要因素.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199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在我国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贸易和知识产权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效应明显;但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门限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的溢出条件尚未发生作用。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与区域差异性研究

采用我国2000—2010年26省市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对国内研发、技术转移和国外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到省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又把26个省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考察各区域的创新绩效。研究发现,本国科研人员投入及技术转移对技术发明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科研人员投入等本国要素及FDI、出口贸易等国外因素则对产业创新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国内研发等要素投入对高收入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性作用比较明显,而FDI等因素对低收入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均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国际R&D竞争、溢出效应与战略贸易政策

本文在Spencer和Brander(1983)以及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对战略贸易政策下的R&D活动补贴措施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当R&D活动的国际溢出处于较高水平时,各国政府有必要对本国企业从事的R&D活动采取事前补贴措施;而当R&D活动的国际溢出处于很高水平时,各国政府有必要对本国企业从事的R&D活动采取事前补贴和事后征税搭配的措施,本文还针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R&D活动国际溢出水平较高的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创新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基于200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加入中介效应的SYS-GMM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改善新型城镇化质量。总体上,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因地制宜出台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政策,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研究

利用1995年到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我国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的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具有一定的支持促进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对高技术产业具有较显著的支持促进作用,但资本市场与R&D人员投入量对高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