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研究

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测算2011—2020年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相较于农业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降低非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银行业竞争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普惠金融深度对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不显著;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农村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促进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切实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     

金融生态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发挥金融生态的"资金洼地"效应,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选取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算该流域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和资本配置效率,再应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法,先后探究金融生态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通过作用于金融主体显著影响资本配置效率,金融生态环境越好的地区,金融主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基础、制度和诚信水平正相关,而与政府行为负相关,政府干预越多,就越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最后,据此提出了改善长江经济带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与对外投资水平

利用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并测算了资本效率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基于投资国的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的OFDI水平,资本价格扭曲和资本形成效率对OFDI具有负向影响,国内资本产出效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是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原因。资本效率对OFDI的整体作用效果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即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资本效率对OFDI的影响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金融发展、资本效率及其交互效应对OFDI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跨期效应。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一体化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市场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探析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产业结构升级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中介机制，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双重驱动力。数字金融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地理和经济邻近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从区域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在东部地区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区域内协同发展格局。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座、推动产业集群跨界共建、加速区域市场协调发展、驱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以此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Bootstrap调节的中介模型

使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收入间接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但未能通过金融知识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风险态度对收入和金融知识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收入增加时,与风险规避家庭相比,风险偏好家庭会配置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金融知识水平较低时,与风险偏好家庭相比,风险规避家庭会较少变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因此,为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应继续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制定政策推进金融教育.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在对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显著优化了我国实体经济资本的配置,而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在所引入的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较大。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优化作用越显著,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对资本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减弱。     

资本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要素市场扭曲是中国当前存在的诸多宏观经济问题与社会发展矛盾的主要根源,而资本市场扭曲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部分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福利绩效的提升。采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资本市场扭曲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动态效应;资本市场扭曲对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主体间的配置,进而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金融效率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引。本文利用2008-2019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区(未包括西藏)面板数据,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研究内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金融效率和缓解资本错配程度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即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金融效率与缓解资本错配→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机制。     

金融监管背景下中国金融效率及优化

研究目标:探究在当前环境下金融监管对中国金融效率的影响、推动中国金融效率的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采用系统GMM模型验证金融监管、宏观杠杆率对中国金融效率的作用;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效率中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监管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先决条件;宏观杠杆率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份宏观杠杆率低于门槛值2.0699,各省份金融效率偏低,适度的金融监管,有利于提高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的贡献。研究创新:综合我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实践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基于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影响的数理推导,探究以宏观杠杆率为门槛变量,金融监管提升中国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价值:延续金融强监管态势是金融效率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宏观杠杆率作用、增强金融监管有效性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关键;增进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是金融效率优化的稳定阀;用好金融政策振兴后发展地区是金融效率的助推器。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三个维度构建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都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值后,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将大大提升;越过门槛值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还处于门槛值之下,其中中部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尤为落后。为了更好地发挥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融资。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北京大学测度的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方税收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地方税收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地成立。分位数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低分位数上对地方税收影响小且统计显著性弱,在高分位数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大且统计显著性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对地方税收影响有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税收增长主要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高和移动化、便利化等程度加深实现的。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资本投资？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企业资本投资规模,而且能够增强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企业资本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强;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企业资本投资的优化作用更强。区分企业资本投资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增加了企业研发支出,对资本性支出无显著影响;区分企业资本成本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能同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此外,数字金融的优化效应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本文拓展了数字金融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果研究,为利用数字金融优化企业资本投资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支持。     

金融发展、中间品进口与技术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采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纳入CH模型并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中间品进口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江苏省的技术创新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要依靠R&D投入、人力资本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等手段。     

金融资源配置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与面板门限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金融资源配置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源配置与乡村产业振兴间存在门限效应。其中，银行信贷型金融资源配置与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双重门限效应、与乡村产业融合有单一门限效应；证券融资型金融资源配置与乡村产业融合、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单一门限效应。面板门限分位数模型检验可知，银行信贷型、证券融资型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分位点、不同门槛值下，对乡村产业融合、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基于此，应从强化乡村产业金融资源倾斜、拓展乡村产业金融资源供给渠道、推动涉农信贷资产证券化进程等方面着手，切实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中国物流业绩效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模型对全国以及各省市物流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控制了金融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存量等因素之后,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对物流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模型中,依然发现宏观经济指标对物流业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物流行业发展最为迅速,其绩效最高,中部地区则次之。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抑制了创新效率的提升？——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5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资本市场扭曲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静态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地区内部技术流动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且内部技术流动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也显著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高;不同要素市场扭曲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而资本市场扭曲则对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于资本稀缺的西部地区来讲,政府的科研投入对创新活动的开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