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企业金融化程度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边界视角

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企业进行各方面的短线投资,影响其经营方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研究出发,分析企业金融化会给非金融企业带来正负双重效应,构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边界指标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衍生品监管、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

文章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金融衍生品监管及债务融资效率对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显著负相关;金融衍生品监管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显著正相关;金融衍生品监管将削弱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产能过剩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日趋严重且金融化操作日益明显。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P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产能过剩是否引发企业金融化以及中介变量是否起到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产能利用率企业更多倾向于从事金融类活动且不受IPO暂停影响;产能过剩对于企业金融化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非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小型规模企业因低产能利用率导致其金融化操作动机比金融类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规模企业更为明显;产能过剩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低产能利用率主要通过低主营业务利润率间接导致企业金融化。从统筹协调企业实体金融匹配、持续提升实体企业投资回报、动态调整企业实体经营管理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检验结论及其对策建议对于政企了解去产能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初探

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金融化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趋势。实体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推动了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及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尽管实体企业金融化在短期内能够带来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其可能会对企业的高新技术研发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从而使企业的可持续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风险。因此，研究如何借助企业金融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企业金融化现状对企业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企业金融化策略，以促进实体企业的创新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金融投资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

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投资是否存在行业同群效应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行业金融投资同群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投资存在行业同群效应,会计信息可比性可以抑制行业金融投资同群效应;在区分行业总体增加(减少)金融投资的不同变动方向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降低经理人职业忧虑程度、减少行业内“信息学习”行为,进而抑制了企业金融投资的行业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全新的微观视角,也为解决行业金融投资同群效应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社会资本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03—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各省份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区社会资本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社会资本通过影响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这两条渠道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社会资本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关系,且社会资本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存在企业异质性,以上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实体企业投资 ——基于融资约束与投资理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融资约束与投资理性视角,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我国实体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即能够降低实体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可能会降低实体企业投资理性,具体表现为降低实体...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的宏微观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利用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企业微观个体逐利和避险动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边际驱动效应,并对不同经营状况和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经营状态较差的企业,其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经营状态一般的非制造企业则是逐利和避险的双重驱动结果;而经营状态较好的企业主要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规模来看,小型非国有和大型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动机是风险规避,规模一般的非国有企业体现出逐利和避险的双重效应.通过模型估算的宏观影响因子,其总体趋势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为吻合.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的增加,主导了实体企业的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机制检验、异质性特征与经济后果

本文以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小规模企业组、管理者能力较高组,数字金融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企业股票流动性和减少投资者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最后,本文发现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价值,丰富了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为数字金融服务实体提供了新视角.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日趋严重。“金税三期”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金税三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税收大数据，建造成一个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投资和经营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变化，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加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