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结构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高端发展五个方面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表明,随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结构对其促进作用越强;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主要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大研发投入,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行业异质性与制造业服务化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信息、技术、资金等服务要素流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边境内限制措施OECD STRI,构建服务开放渗透率衡量服务业开放水平。选取2000—2014年37个国家的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及其结构的影响,并依次分析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和专业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区分服务来源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增加了国外服务投入;就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而言,五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批发零售开放带来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和成本效应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及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以考察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作用关系为核心目标,构建中国省级服务业整体开放水平的新型测度方法,并就外资参股视角下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剖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二是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细微异质性特征,其中,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较为显著;三是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及资本存量水平,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由此,从政策源头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对中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断加速、深化的人口老龄化会对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进一步地,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下,能否通过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且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得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该抑制作用。分时期看,2000—2008年,不管是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均表现出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加剧了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作用,2009—2017年,情况相反。分区域看,两区域的老龄化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效应,且东部地区受影响的程度小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部分中介效应均存在,但是在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存在区域差异。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表现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对福利与成果分配、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影响。通过对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以及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角度分析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则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北大核心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表现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对福利与成果分配、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影响。通过对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服务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从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以及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角度分析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则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能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抑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基于“认知—投入—产出”的逻辑链条构建全面反映制造企业智能化水平的指标。在此基础上，使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智能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能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提高吸收能力和强化服务型制造来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智能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智能化转型的各维度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非对称影响，智能化认知与智能化投入正向影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而智能化产出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总体概况，可以为智能化技术如何赋能实体经济、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

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是服务化转型。随着制造与服务融合程度的日益增强，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加大服务中间投入，对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逐步迈上新台阶，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总体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从细分服务业投入结构看，高端生产性服务发展较为滞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投入水平较低。随着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的到来，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新浪潮。应充分发挥服务投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制造业发展，发挥细分服务业不同特性，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研究

外资进入东道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溢出效应,本地企业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同。将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制造业,利用1998—2014年我国30个地区制造行业数据,采用高端技术制造业产值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产值的比例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测算泰尔指数以反映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GMM）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模仿效应对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具有负面作用;竞争效应也抑制了制造业结构优化;进一步利用固定资产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人均固定资产测度泰尔指数,实证检验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制造业服务化、政府补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资源、企业能力和治理结构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服务化评价体系,以2014—2019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U型,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助对于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表现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从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视角,研究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是一个新的学术议题。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在总体上呈现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推动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路径宜选择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为突破口,促进服务业升级和规模扩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融合发展,从整体上提升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     

数字化转型、战略资源匹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战略一致性理论和战略资源观,利用2011～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考察并购战略、差异化战略的资源配置同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匹配情况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企业的战略定位与资源匹配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呈正向关系,这种关系会受到企业并购战略或差异化战略的资源配置偏离行业程度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但在高并购商誉和高战略差异度的战略资源配置情境中呈现出遮掩效应;另外,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传统企业的资源配置方式都会明显抑制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效率、经济效益等方面有密切的关联,具有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机制与内在逻辑,构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全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耦合协调度后期与前期相比较为薄弱,这说明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存在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因素。进而从行业自身要素投入、外部影响、环境政策3个维度提出了影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的5个理论假设,采用面板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得出资本投入、人力投入、环境治理与两业协同发展呈正相关,而环境污染与两业协同发展呈负相关,最后就增进两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绿色创新

基于邻接空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类权重矩阵，以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有效带动本省制造业绿色创新，但会抑制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邻接空间、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地理邻近地区更显著。多维度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呈“梯度递减分布”特征。数字化产业发达省份的生产性服务集聚对邻省制造业绿色创新具有较强“虹吸效应”，不利于整体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是以，未来应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环境，施行区域差异化产业发展策略，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两部门模型

基于两部门模型,分析工业化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的演变,并对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互动发展关系;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较弱,尚未形成互动发展的格局;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不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两者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最低。因此,各区域应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明确政府职能,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中部地区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服务业结构,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西部地区应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着力发展轻工业、生态农业和服务业,建设具有西部特色的以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为辅的城市体系。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演化,产业边界模糊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先进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变化等背景下,体现出通过服务化提高附加价值的高质量发展趋势。现代服务业受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波动影响,在呈现出抗风险能力弱的同时也表现出抗逆力发展的柔韧性。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应以获取“高附加值”活动为切入点,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断演化。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现代服务业制造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市场内需的重要路径,两者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