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机制识别与空间效应检验

探讨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利用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构建与测度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指标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细致剖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是其有效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对东部、中心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来实现,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是数字经济驱动中西部、非中心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支撑。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证检验——基于智慧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这一促进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比工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供应链优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基于此，应当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制定差异化发展机制，精准布局行业创新升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期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研究

探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现状以及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对提高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至关重要。研究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状况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基于熵权-TOPSIS模型、核密度估计法、重心-SDE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并探究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各省份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差异且差异在逐渐缩小,空间上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并且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资源、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的。     

城市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我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考察城市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可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较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原、长江中游等内陆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跨区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空间效应

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增长极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以我国人口规模超过200万人的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和Matlab软件,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产业升级是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不仅会对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信息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均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10000元时均趋于显著,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证明了空间分工在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据此,从组建城市群或都市圈、打造县域增长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增长极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地区“空间—产业”耦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中国战略下,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治理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扩散对相邻城市和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治理对中部地区城市和城市群城市数字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创新产出、技术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大数据治理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推动大数据治理的产业价值挖掘,建立健全大数据治理统筹协调机制,优化数字中国整体战略布局,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及其相关指标的具体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税收差异及溢出性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税收收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的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均具有正向效应；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税收收入的促进效果具有正向递增效应；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经济发展对城市基建和外商投资的创新门槛效应研究

创新是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程度为门槛变量着重考察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活动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对城市创新都具有经济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程度达到第一个门槛值时,才会显著促使城市创新产出的提升。当经济发展程度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创新产。城市间的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对于经济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创新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运用Super-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绿色科技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135.53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三者在空间上均呈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态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科技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但是会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硬设施”和“软环境”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支持分别在绿色科技研发与绿色成果转化两阶段起到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效应。     

金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金融开放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测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2005—2016年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空间三种权重矩阵下对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金融开放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说明城市之间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原因;在邻近关系上,金融开放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明本地的经济增长除与本地金融开放水平有关外,也与相邻城市金融开放水平有关;但分析认为,地理距离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存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实现机制,且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叠加效应强化了该实现机制。据此,本文认为,以五大都市圈为单元进行金融开放,并与相应的发展政策相结合将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大城市更有利于创新吗？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城市规模及其空间互动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该正向作用会受到城市所处地区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更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与更高的金融集聚水平是大城市拥有更多创新产出的重要路径;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后发现,城市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正的显著性,同时当城市的规模越大时,其对周边城市创新的抑制效应就更为强烈。     

城镇化、空间溢出与旅游经济——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6年我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全国与三大区域角度深入探究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Moran’I检验证实地级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如果忽略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就容易高估城镇化对本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作用;(2)我国总体与东部地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与空间外溢效应;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本区域旅游经济正向影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却不足;而中部地区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与外溢效应均不明显;(3)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及政府扶持水平均是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外开放水平与政府扶持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     

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地理相邻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不利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竞争与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均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呈现正向空间溢出作用,而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基于此,应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考核指标,扩大环境绩效考核指标覆盖范围,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城市高铁开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将城市高铁通车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厘清开通高铁对数字经济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城市间开通高铁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与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高铁通车能显著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试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扩散、知识溢出以及劳动力流动是高铁通车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且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厘清高铁开通与数字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完善高铁网络布局也具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