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DID方法探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内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能显著提升所出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主要通过缓解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资授权经营改革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地方国企和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国企中。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及国资授权经营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产融结合、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产融结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产融结合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产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产融结合增强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程度,由此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这表明产融结合通过资本配置效率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产融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局DEA数学统计方法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关键措施。论文利用全局DEA数学统计方法,重点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认为:科技金融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的科技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西部地区。     

地区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与地区营商环境数据相匹配,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地区营商环境影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营商环境改善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营商环境分指标的检验结果显示,除政务营商环境外,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化营商环境、金融营商环境指标和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均正向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影响,更有助于弥补较差的公司治理结构给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行业异质性而言,地区营商环境改善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低创新型行业、非管制型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融资约束行业、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高契约密集型行业和高市场竞争型行业更显著。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总融资规模作用的比较,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影响,既从总量层面呼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发现,又从资本配置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和回应,即金融发展在总量层面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但是实体经济所获资本规模的提升,则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民间金融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渠道与区域差异

民间金融已成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研究民间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关系,对于中国民间金融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对TFP增长指数提升有积极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差异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金融对TFP的正向作用逐渐提升,同时目前民间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主要是技术水平提升途径;民间金融对TFP增长指数的作用具有地域性差异性,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差异化正在不断缩小。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2016—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探究中国城市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划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数与营商软环境指数,依次论证分指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验证城市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及营商软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影响机制分析方面,探讨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法治化发展和提升经济开放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基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行业类别、所属区域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检验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ESG水平,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内部控制效应及外部监督效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地区制度环境、行业属性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为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省直管县”改革、资源配置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治理改革可能是影响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利用劳动生产率来度量企业发展质量，考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发现，这一影响是通过改革的资源配置效应实现的。改革能够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和综合税率离散度衡量的资源错配指数，从而抑制县域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民营经济扶持政策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针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了2012～2020年省级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强度指数,检验了我国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经济扶持政策能够有效改善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供给型政策,需求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扶持效果更突出;此外,民营经济扶持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扶持效果更好。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我国各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所做的有益探索,并为打好政策“组合拳”、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放松利率管制、企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文章基于2013年"放松贷款利率下限"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放松利率管制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放松利率管制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企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放松利率管制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显著促进企业升级.此外,放松利率管制显著地促使非国有企业升级;市场化水平越高,放松利率管制更能显著促使非国有企业升级.该研究不仅对丰富企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扭曲缓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动能的不足,构建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证实：要素市场扭曲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缓解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要素市场扭曲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大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据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关注要素市场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充分流动、重组和重构;根据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柔性化创建组织情景体系。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2014年6月—2022年3月中国260家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拉高民营企业信用利差，进而推高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受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更大，且相对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受到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冲击更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存款竞争在平台经济金融化影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程中的间接效应较强，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主要通过与银行产生存款竞争来提高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研究结论为降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以及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无实际控制人对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物流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无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且企业创新在无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着机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无实际控制人这一特殊股权结构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     

“互联网+”助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优化金融结构视角北大核心

优化金融结构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以正在推进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为现实背景,采用2002～2017年我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结构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空间相关性特征,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有助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从而促进整体金融结构的优化、助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时间序列的经验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是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界限检验法、基于ARDL法的协整系数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技术,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等变量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度三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自由度皆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而从短期来看,只有经济自由度才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Granger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