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规划之管见——对江苏省“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的调查与思考

如何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做好乡、村集中居住的规划很重要。在静态的行政村基础上规划居住集中区是不妥的,应当顺应农村劳动力的流向,以县域为平台,构建以县(市)、乡(镇)为重点的县(市)、乡(镇)、村三级居住集中区体系。与城市的发展使其规模不断扩大相反,行政村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或者会使其居住集中区的规模缩小或者会使其分布的点减少,所以,要以动态的、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对乡(镇)、村居住集中区的规模和布局,做出基本预期。可以用方格图法对镇、村集中区的布局进行规划。     

稳妥合理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农民集中居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施农民集中居住应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为根本;以节约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为目的;以落实国家有关支农、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实惠为关键;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农民的切实利益为前提,使之真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惠民工程。     

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调查与对策研究

重点对苏南地区部分农村采取实地抽样调查,了解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现状,调查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的意愿,分析当前影响农民对集中居住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对策研究并提供决策建议。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中存在的障碍及对策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十分必要。但即使在江苏这样比较发达的省份,仍然存在着生产方式、搬迁成本、配套能力、产权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五大障碍。该文认为:作为长远目标,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试点。而在面上应从村庄整治着手改善民生,清理"空心村",加强农村建房管理,搞好规划。同时不放松转变农业小生产经营方式,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大力推广农村实用科技,加强农村干部群众教育培训,为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扫除障碍。     

城镇化进程中推行农村集中居住的思考

在不断深入建设城镇化的进程中,实施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集约土地资源,改善农民居住状况,既满足了城市用地需求的同时又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对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农村集中居住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必要性,其次分析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最后对于农村集中居住的推进,针对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积极、有效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建设——基于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中央提出到地方政府实施农民集中居住已有两年。其进展如何，当地农民反响怎样，存在着哪些问题与不足，这些均值得探讨与研究。对南通57名乡镇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联系调查结果，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从规划、政策、农民等角度提出措施建议。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学视角下社区治理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实践——以北京市汽南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为例

当前,老龄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共识,"网络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本文以一个传统型的老龄社区为样本,以养老服务的社区治理视角,对其自生的社区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网络化"实践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经验,对我国社会治理与服务模式转型升级进行再思考。     

农民集中居住后就业风险控制研究——基于97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与耕地保护政策矛盾显现。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各地兴起了实行农民集中居住的浪潮。基于长沙市周边某县的970份调查问卷,分析了实行农民集中居住后存在的就业风险,并提出了控制风险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农民集中居住的顺利推行和农民生活稳定。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困境与优化路径探究——以上海市L社区公益基金会为例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公益组织,是基层治理领域下的一项创新性探索。就我国国情来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是最广泛、最适用的一种模式,但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上海市L社区基金会为例,梳理其在社区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存在的问题,探究和分析如何才能使社区基金会这一"舶来品"与我国国情更加适配,也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寻求可行性方案和实现路径,以期为公共管理领域今后在社区基金会本土化实践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新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农民意愿及对策探究

在农民集中居住建设从试点向全面推开的背景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阐述了农村居民对集中居住区建设的意愿,探讨了政府对集中居住建设的实施措施和建议.实施过程应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农村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保护好他们的建设情感;做好镇村规划,既科学合理、反映时代气息,又注重实用、体现风俗特色;加强制度创新,既要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又要落实配套资金和规范土地流转;拓宽就业渠道,创新管理模式,建立高效、民主的服务管理机制.把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管理民主、人居和谐、科学文明的社区化新型乡村,实现城乡一体化.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现代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

文章在分析老年人养老居住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养老模式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将多种养老居住模式进行比较,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居家养老+社区照料的社区养老居住模式,以及完善新型社区养老模式的基本策略。     

“五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及改进策略

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社区都在原有“三社联动”基础上尝试“五社联动”,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在此机制下相互协调,既能提升社区服务效能,又能优化资源配置,调动民众参与意愿。但是“五社联动”的实施受到现实情况的制约。通过重点分析社区治理中“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五社联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治理结构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解析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和制度内核是以合作社原则为核心的准企业化形态组织,是一种创新形态的微观经济组织。表现为对内具有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合作的自救性组织的制度内核,对外具有科层组织特征的准企业化形态。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通过农民组织形态的创新,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稳定结合和微观层次上的一体化经营活动,进而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弱化市场风险,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     

中国农民组织发展:治理结构与组织功能——基于6省调查的分析

基于6省116个村关于农民组织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组织的发展状况,包括组织类型、数量、规模、治理结构、政府与组织的关系、组织的社会功能.分析表明,中国农民组织虽然数量可观,但是平均规模偏低,且发起过程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政府发起的或者农民自发的组织在重大事件决策上一般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性;当前,只有少数农民组织会去积极介入村庄的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即使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得到乡镇政府或村两委的许可和支持;在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组织在"纠纷调解"方面的社会职能普遍强于"号召公益活动".40%的农民组织没有在任何政府部门登记,许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待明确.     

组织力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探究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基层党组织以强化组织力为核心,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成功转化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强大效能,锻造了坚强的战斗堡垒。针对现存的问题,仍需加强党的政治功能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建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破解治理难题,开创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及对策——以W市M社区微公益创投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深入推进,社区需求向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急需培育适应时代发展、满足居民需求的居民自组织,实现居民自治。通过调研W市M社区微公益创投背景下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运用罗家德自组织过程理论,分析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提出加强党建工作,动员群众参与、加强政策学习,凝聚群众力量、强化专业培训,提升工作能力、健全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机制的建议,有效弥补当前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短板,使居民自组织建设体系更加完善,从而促进社区治理和社会发展。     

农民移居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对天津农民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天津农民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移居中心村集中居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为村干部、家中有无未婚男性、家庭总支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年龄、农民家庭规模、故土情结、对现居村庄生产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等因素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加大政策宣传教育力度、做好示范中心村建设、建立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决策机制、消除农民对集中居住的顾虑、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协同困境与破解思路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府单一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能力不足凸显,使其无法满足社区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缺陷并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同时存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不佳、基层政府行政掣肘、社区居民参与度不足等多重阻力。鉴于此,提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协同治理的对策,即理顺政社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挖掘社会资源,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优化专业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水平;拓宽居民参与的广度及深度,激发居民参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