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贸易环境成本内在化效应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从成本效应角度看,环境成本内在化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从创新效应角度看,环境成本内在化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正面影响。但综合起来看,创新效应对出口的积极影响弥补了成本效应对出口的消极影响,最终会促进中国出口。既然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出口增加的双赢,中国应当加强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政策,包括进一步提高环境标准、推进自然资源价格改革、改变排污收费政策等。中国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政策应当是经济手段与管制手段并用,但若着眼于未来,应当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知识产权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溢出和要素配置的研究视角

知识产权出口贸易能有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链的衔接,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可采集到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引致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知识产权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大于非知识产权出口部门,知识产权出口部门所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并没有超越非知识产权出口部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需要考虑区域差异性,提出促进知识产权出口贸易、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程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及其行业差异

文章基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运用半对数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以中国14个工业行业为例,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出口规模变动,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人民币平均汇率、资本劳动比、成本费用利润率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驱动了出口增长,但各个变量对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效率、环境规制强度对大多数行业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但在汇率、产业结构、成本加成能力等控制因素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有所削弱,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同时,文章基于实证结论就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规制与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简析

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业的机电制造业,其污染排放是我国环境污染重要来源。本文定性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机电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了机电制造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具体措施。     

我国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贸易的极大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但出口生产的增长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从我国出口生产及物流对环境污染影响概况,各工业行业以及各地区出口生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存在诸多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开放程度大的工业行业及地区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趋势与环境污染物排放增长趋势大体一致。出口贸易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出口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也由于这种负效应而大打折扣。因此得出结论,出口生产规模扩张会导致排污量增加以及资源耗费,造成净效益的损失。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汕头特色产业出口竞争力分析——以玩具产业为例

汕头出口规模持续发展,产品结构和质量向中高端发展,市场日益多元化,环境规制趋严,迫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新出口增长点。运用2010—2017年数据考察国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在促进汕头玩具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格,出口竞争力越低;而技术创新对竞争力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政府应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创新投入结构,发挥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加快产业向绿色生产转型升级,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通过分析环境规制、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探讨了从环境规制和FDI的角度优化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从环境政策来看,环境规制会削弱各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于FDI流入产生的资本补缺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对出口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也发挥了作用,政府应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实行较严格且合理的环境政策,以促使贸易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湖北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贸易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经济研究的热点.本文以湖北省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为研究方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北省1993-2018年环境规制数据进行测算,并对湖北环境规制水平和出口贸易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协整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具有中度正向相关关系,标准化后的环境规制水平每增加1单位,总出口...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经济效应的进一步思考——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视角

出口退税一直是我国政府执行的一项主要外贸政策。文章通过建立一个结合我国出口企业实情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阐述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出口退税可以产生四个主要的经济效应:出口稳定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企业进化效应和顺差缓解效应。然而,如果竞争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策略,那么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将减弱。     

环境规制视阈下的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林产品贸易中借助其技术优势,以环境规制为名设定市场准入条件,限制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近些年来虽然中国林产品出口稳定增长但增长率明显下降,产品出口集中度有所下降但仍然面临较大风险,林产品出口贸易依然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从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导致中国林产品出口数量下降、产品成本上升及其国际竞争力下降;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能给中国林产品出口带来创新效应、形象效应及绿色效应.在环境规制不可逆转情况下,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认证制度体系,转变贸易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打击非法林产品贸易力度,实现林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有效推动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税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兼谈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应

我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近20年来,出口退税在税收职能和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税收尤其是出口退税成为促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税收影响出口贸易的机理出发,对税收、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环境规制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吗？——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工业SO2排放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2030年碳达峰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能否及时脱钩,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Tapio脱钩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差异影响脱钩状态的收敛情况。结果表明：递增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方式实现的;环境规制对脱钩状态的影响既与自身规制强度有关,也受到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需综合权衡规制强度和绿色科技投入强度,以实现最有利于脱钩的影响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脱钩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特征来制定。     

政府研发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的根本途径,而研发支出是创新的前提.政府研发支出对基础研究发展、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等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实经济中,政府可以对企业R&D给予财政补贴,政府也可以直接提供R&D,不同R&D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差别较大.本文在包含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政府R&D补贴与政府直接提供R&D两种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表明,政府直接提供R&D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R&D补贴更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对现阶段我国R&D政策的建议是,增加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力度.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及押金返还制度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当前,就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污染行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并考虑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强度,研究发现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影响;排污权交易对绿色产品创新无显著影响;押金返还对绿色产品、工艺创新无显著影响。     

战略性环境与贸易政策能否促进出口企业环境研发创新——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及环保“税”时代背景下,我国作为出口大国实施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是否能激励出口企业环境研发创新及绿色转型?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状况,在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框架中放松对称性假设并引入企业环境研发投资,构建一个南北两国异质性企业竞争出口至第三国的博弈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实施出口补贴与环境税有助于激励出口企业环境研发投资,但环境税与企业环境研发投资间并非严格单调递增关系,即环境税严格性高于一定临界值可能会挤出环境技术更落后的南方企业环境研发投资并促使其采取减产策略以控制剧增的环境成本。由此,南方国家企业环境研发投资可能促成贸易各国放松环境规制并改变出口补贴与环境税之间的相关关系。制定创新友好型排放税并借助其与出口补贴的新型战略关系,有利于我国更有效地影响企业减排策略,促进研发创新投资。进一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济数据及碳税市场化环境政策试点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碳税水平促进了企业环境研发创新投资,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制企业相对于国有制企业绿色创新效应更显著。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动态——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

提升技术水平是出口企业应对"绿色壁垒"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运用清洁生产标准,采用自然实验法验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试图明晰技术标准的提升是否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有所下降,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口。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企业出口;短期内"创新补偿"效应未起主导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严格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倒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力,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基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和要素禀赋均会影响某地区的比较优势,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文章建立产业环境污染指数来定义污染密集型产业,同时建立环境规制强度评价体系来计算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以HOV模型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方程,对我国污染最为密集的四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出口贸易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出口量和环境规制程度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而且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大多数制造业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仍不利于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