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产业结构分解模型,将一国总体产业结构分解为国内、简单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三个层面,并从产业的产出供给端和投入需求端两个视角刻画中国三个层面的产业结构在2000—2014年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而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各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产出供给端上的位置提升,但在投入需求端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中国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发生在产出供给端;在简单贸易和GVC层面,出口贸易创新不足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水平不高也限制了出口贸易中科技含量的提高。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贵州对东盟出口贸易的潜力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本文选取2012年贵州30个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为研究样本,采用2010-20122010 2012年贵州30个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贵州与东盟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出口贸易潜力进行了经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贵州经济总量及自由贸易区域协定是影响贵州对东盟出口流量的主要因素,贵州对东盟的出口贸易还有较大发展潜力,贵州正面临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制造业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业贸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文章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选取中国制造业贸易最主要的56个贸易伙伴,对影响199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贸易流量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造业增加值、人口因素、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是影响中国制造业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本文试图运用引力模型来解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制造业贸易模式,找出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流量和流向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改善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绩效提供可供参考的研究依据。。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

研究目标：揭示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位置、竞争力特征,以及与主要经济体在GVC中的双边联系特征。研究方法：采用新近发展的生产分解模型,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个视角全面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GVC中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制造强国”的基本特征,接近GVC的中上游位置。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市场形成了高度的依赖性,同时中国成长为全球中间品的最大供应国,在GVC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研究创新：在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下,本文从多重视角首次对中国参与GVC的特征做出系统性的论述。研究价值：本文对于决策部门评价中国参与GVC的成效,研判国际经济关系,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国家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一步法模型估计“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国家的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接着进一步测算和分析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其余周边国家的出口效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空间。研究结果表明,贸易非效率因素是阻碍贸易潜力实现的最主要原因,政治风险的加深助长了贸易非效率,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自由度等因素则抵消了部分贸易非效率的影响。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其余周边国家的出口效率总体水平偏低,经济走廊的贯通将使部分周边国家的预计出口增长空间平均提升约23%。随着贸易非效率因素改善,中国对“中巴经济走廊”其余周边国家的出口贸易将获得更大的极限出口增长空间。     

RCEP框架下中国贸易成本测度及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抓住RCEP正式生效的机遇期有利于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利用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Novy引力模型计算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成本，实证研究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成本整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新加坡的贸易成本最低，对文莱的贸易成本最高；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分行业看，贸易成本与纺织品和高技术品出口呈现显著负相关，对农产品的负向效应不显著。以上发现为中国未来更好构建RCEP经贸合作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合作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4～2009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的发展态势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仍保持基本稳定,产品内分工仍是中国与日韩生产分工的重要形式,同时最终产品贸易比重在不断上升,中日韩之间正在形成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消费的新的复合型产业内分工发展机制。中国在东亚产业内分工格局中不仅作为生产基地而且作为消费基地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中日韩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实现区域内产业内分工体系的重构。     

中印两国与东盟自贸区的贸易情况比较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与中国-印度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印度将在东盟平台上产生竞争与合作。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印两国与东盟贸易的影响因素并对双边贸易潜力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比印度-东盟贸易更适合于传统的引力模型,中印两国与东盟间均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     

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贸易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本文借助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贸易潜力变化、贸易效率变化、贸易投入变化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贸易潜力呈递增态势,贸易效率呈递减态势;贸易潜力的上升远大于贸易效率的下降,两者共同决定了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趋势;贸易投入对于贸易增长的作用小于贸易潜力,但不可忽视.由于中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是源于贸易潜力的推动,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中国的贸易效率较低,因此在加速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深化国内市场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发展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入世”准备期,中国出口增长由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协同推动;在“入世”增长期,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来源;在全球引擎期,物质要素投入协同贸易潜力主导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地区间出口贸易差距主要源于贸易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研究创新：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进行系统研究。研究价值：针对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政策建议。     

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为了进一步探究制度距离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09-2016年中国对34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引力模型并在其中加入制度距离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各种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不尽相同;各制度距离中,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的是贸易自由度距离。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增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研究

本文利用OECD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拟合了一个"典型"经济体(包括中国)双边金融服务的出口流量方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及贸易壁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进出口双方的GDP、双边距离、进出口双方的经济自由度及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包括中国香港、美国、卢森堡等)普遍贸易过度,而对小型的出口市场则普遍贸易不足;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贸易过度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较低,而贸易不足的经济体,贸易壁垒水平则相对较高。     

新形势下深化中日韩金融合作

中日韩作为天然近邻和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格局,伴随着经贸合作的密切,中日韩金融合作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拓展。新形势下,合作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三方在双边金融合作、区域金融合作乃至全球金融合作领域潜力巨大。当前,全球经济动荡加剧金融风险,美国拉压日韩对华“脱钩断链”与围堵,给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带来巨大阻力和挑战,应充分考虑美国因素影响,以利益纽带拉住日韩,加强中日韩金融合作破解美西方围堵,加大对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支撑与相互促进。未来,中日韩金融合作广阔,应深化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东盟、RCEP和“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合作,充分发挥我国香港的作用,加强亚洲金融安全网建设,抵御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风险。     

东盟贸易效应的引力模型

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量的因素进行定量的估计和考察，并以此为根据估计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潜力。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与展望

本文从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现状以及建立自贸区的障碍因素入手,对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并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投资效应、竞争效应及规模经济效应等几方面分析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并针对目前进程缓慢的情况,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提出了建议及对策。     

测度金砖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

传统引力模型基本上以CES效用函数为基础,无法测度贸易成本降低对不同贸易伙伴国间贸易流量的差异化影响程度。Novy（2012）超越对数引力模型弥补了这点不足,本文基于该模型对金砖五国在2000~2010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做了测度。结果显示金砖五国贸易成本弹性在[245,0.48]间取值不等,变化幅度较大。俄罗斯平均贸易成本弹性最高（36.66）,南非次之（29.31）,中国最低（1.84）。南非对巴西和中国贸易成本弹性差值比最高,说明降低贸易成本对贸易小国影响程度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3—2016年中国与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层面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分样本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中国与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凸显的现状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针对性地投资对于加快我国“走出去”步伐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区域分布演变

本文使用2000²007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首先计算中国制造业的集中指标——EG指数,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关系,证明贸易开放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是显著的和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