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金融治理路径研究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及其关系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的新格局。近年来,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导致了泡沫经济,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本文分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因,为中国经济解决＂脱实向虚＂现象提供经验指导和优化路径选择。     

产能过剩是否加剧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日趋严重且金融化操作日益明显。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P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产能过剩是否引发企业金融化以及中介变量是否起到间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产能利用率企业更多倾向于从事金融类活动且不受IPO暂停影响;产能过剩对于企业金融化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非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小型规模企业因低产能利用率导致其金融化操作动机比金融类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规模企业更为明显;产能过剩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低产能利用率主要通过低主营业务利润率间接导致企业金融化。从统筹协调企业实体金融匹配、持续提升实体企业投资回报、动态调整企业实体经营管理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检验结论及其对策建议对于政企了解去产能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融资融券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通过实证检验融资融券制度对上市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影响,发现与没有进入试点的上市公司相比,融资融券试点公司的金融化水平显著上升,且融资融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效应在非国有和区域市场化进程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被收购的威胁等因素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因此,证券监管部门需...     

产业政策优化调整能否缓解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运用2016年“十三五”规划出台伴随的产业政策变更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是否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证分析得出：首先,产业政策的优化调整能够显著抑制调出行业中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其中对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其次,异质性分析得出,上述效应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最后,产业政策优化调整通过补贴套利的抑制效应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效应两种机制可以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利率市场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抑制或助推?

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迅猛,非金融企业也倾向于通过金融渠道获取更多的利润.本文以A股市场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利率市场化水平与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关系,以及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 发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成本和实体资金收益率进而抑制了企业的脱实向虚.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者过度乐观与资产定价

在金融业同实体企业利差较大、实体企业竞争加剧、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外贸下滑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加大了金融资产投资力度,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经济后果日益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文章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资产定价效应,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导致公司股票在当前被显著高估,并在下期产生显著为负值的超额收益率.文章丰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提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其频繁调整会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地抑制企业金融化.考察调节因素后发现,当市场套利空间较大,这种抑制作用会减弱;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这种抑制作用会加强.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并不会推动企业脱实向虚,也并未造成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恶果.     

企业金融化程度问题研究——基于金融边界视角

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企业进行各方面的短线投资,影响其经营方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研究出发,分析企业金融化会给非金融企业带来正负双重效应,构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边界指标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程度问题研究——基于金融边界视角

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企业进行各方面的短线投资,影响其经营方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研究出发,分析企业金融化会给非金融企业带来正负双重效应,构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边界指标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实体企业过度地将资金投资于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关注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资本市场股价表现的影响,采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近年来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增加了股价崩盘的风险,并且这种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以及股票流动性高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的资本套利动机,并发现如果企业将资金适度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则不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适度地投资虚拟经济具有一定意义。     

经济金融化视角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经济金融化对于经济来说,长久以来都被认定为具有支持作用,但实体经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也带来了很大弊端。经济金融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重点要考虑的问题,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认清我国金融产业结构现状,认真探讨金融与实体经济二者间的关联性,从而制定出经济金融化视角下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发展的策略。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金融化、财政激励与企业投资结构

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激励政策会促使企业选择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递减倾向。其中,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会显著促进企业权益性投资比重升高,研发补贴则会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升高。进一步以企业融资效率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激励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融资效率进而促使企业提升权益性投资比重。因此,在利用财政激励政策工具调节企业投资结构时,应充分考虑企业金融化水平,以避免企业投资结构出现失衡。     

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2002～2019年为样本区间测度中国经济金融化,并实证分析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只有位于合理阈值时,经济金融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达到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具有时变特征,其中短期冲击影响更明显。因此,必须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控经济金融化的“度”,提升经济实体化的“质”,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