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官”

“以德治国”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文章分别就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思路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官”。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

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由“践仁知天”对应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易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认为,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即“践仁知天”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但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的问题。     

讲道德讲党性与实践“三个代表”

道德是党性修养的基础,党性是道德体现的升华,“三个代表”是道德、党性的时代音符,三者有机联系,共产党员应讲道德、讲党性,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分叉理论和“道德重建”

道德建设原本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人不恰当地提出了要进行“道德重建”。从系统科学的分叉理论的视角，可以剖析出这种“道德重建”论的谬误之所在。     

践行“八荣八耻” 彰显人格魅力

“八荣八耻”对“荣”与“耻”的评判,在调整个人与国家、社会、他人和自身方面各有其功能,成为塑造道德人格的精神尺度和标志。只有于“隐、微、恒”处下功夫践行“八荣八耻,”才能真正成为有人格魅力的人。     

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

“中”“和”是儒学中两个重要范畴。《中庸》首次赋予“中”“和”以道德本体属性，朱熹则建设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以“二分”为原则的意义系统，已发未发、动静寂感等均被统摄于此系统下。刘宗周反其义而言之，以慎独为宗，主张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再度贯通“中”“和”、体用、已发未发，使“中”“和”浑融一体。王夫之则重释“中”“和”、体用概念，把前人之“中”“和”均视为“体”，把“体”引发的道德实践与施行视为“用”。表面上，王夫之与前人只是“中”“和”体用观念的不同，而实际上，王夫之的“中和说”实为儒学内的自我解构。这种解构或可从一定角度显见宋明理学到清学的转型。     

儒家“仁爱”思想对当前学校德育的启示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仁爱”思想将“仁”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倡导“仁”与“礼”的内外统一，强调“忠恕之道”的践履。这些思想对当前的学校德育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施教过程中，要贯穿“爱”以明规范，明规范以张扬爱，教育学生践“忠恕”以修身。     

反求诸己 做践行“八荣八耻”的模范一代

“八荣八耻”不仅树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标准,而且还站在关注未来的高度给青少年树起了一根道德的标杆,以指引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大学生应具备反求诸己的思维品格,身体力行,争做践行“八荣八耻”的模范一代。     

“斯密问题”：作为“问题”的论域与意义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就发现并提出了所谓“斯密问题”；从那时起，把斯密看作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就几乎成了研究斯密的传统“信条”；人们由此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共识正是斯密自己造成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并因而使经济学陷入了愈来愈“不讲道德”的困境和使伦理学愈来愈沦为只会空洞说教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事实是，“斯密问题”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论域中才有意义的问题——严格廓清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我们理解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与伦理的自然关联，还是作出重塑现代经济与伦理再度结盟的努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斯密的“同情心”理论对大学德育的启示

“同情心”理论是斯密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出发点.通过阐述“同情心”的内涵及特点和“同情心”道德衍生品及各种情感的合宜程度,并以“同情心”理论审视了当代大学德育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了改进当代大学生德育的途径.     

"三个代表"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高校德育教育的指导思想.要转变高校德育的本质观、功能观、价值观、质量观和发展观,并构建社会化的立体德育网络,实现高校德育教育的创新.     

"经济人"与"公共人":政治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

"经济人"与"公共人"是人们在政治研究中所进行的制度设计的人性择拟.在人的本性依需要而定的逻辑判断下,引导人的行为主要有道德说教和制度规范两种方法."经济人"预设与"公共人"导向都以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为中轴.作为对人性的正当引导与合理预期,制度设计的目标并不仅仅是防止利己主义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基于此判断,公职人员在事实上可能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上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导向.     

刍议"以德治国"的特殊社会功能

本文道德建设探讨了以德治国的社会功能。阐述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简析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基础地位与教学创新

《思想道德修养》课是思想品德课的主干课程,也是大学德育教育的基础课程,对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分析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基础地位,提出在该课的教学实践中应注重创新、务实、拓深、求活,以达到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的目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试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考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考学生的理论水平,不考评学生的道德操守。这不利于学生良好道德与法律行为的养成,削弱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成效。考试方式的改革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理论考试和学生的道德与法律行为考评相结合,让学生明确自己在学习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社会根源与催生的“土壤”

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实现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个公民时时处处都选择与公共利益相一致的行为模式,养成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道德品质。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是中国公民缺乏公共精神的社会根源,因此发展公民社会以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是一较佳选择。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发展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对高校"两课"构建"主体参与型"教学模式的探索

增强高校“两课”教学实效,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本文从“两课”课堂教学实施“主体参与型”教学模式的角度,阐述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些经验.     

以“服务学习”理念优化高职思政实践的教学模式

“服务学习”是美国推行本国公民品德教育的重要平台并在全球很多国家得到推广.我国思政实践教育发展了几十年,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和品德修养,但一直收效甚微,存在着许多瓶颈.借鉴“服务学习”理念和教育模式,优化高职思政实践教学模式,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思政实践教育的水平,帮助培养学生投身实践、投身社会、投身服务的品格和能力.     

试论经济转型时期的"第三调节"--对中国道德现状的另一种思考

本文基于道德伦理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提出“第三调节”的概念并阐释了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目前道德伦理调节作用的失常及其原因的分析,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提出如何在经济转型期重建道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