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框架、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且同一方向的两种政策具有相互加强效应;不同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应存在差异:两项政策同时紧缩的抑制效应最强,货币政策紧缩而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调控效应次之,货币政策宽松而宏观审慎政策紧缩的效应稍弱,两项政策同时宽松效应最弱;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遏制影子银行的扩张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     

银行监管和股东属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的监管数据分析

银行监管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分为总体监管和12类分项监管;银行大股东属性包括政府类、金融企业类、外资类等.总体监管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大股东为工业类、金融类企业的银行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而家族类银行的风险程度较高;通过对分项监管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加强对所有权、资本要求、经营活动限制、外部审计要求、流动性、存款保险制度、退出及监管效率八个方面的监管可降低银行总体风险,而加强准入、内部管理、资产分类配置、信息披露这四类监管反而会增加银行总体风险.     

影子银行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7-2020年中国120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商业银行主动发起或主导的类信贷影子银行业务对自身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1）影子银行业务增大银行风险承担，表现在影子银行业务参与度越高，银行总体稳定性越低、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大；（2）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银行类型异质性，对于非五大国有银行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对于五大国有银行并未形成显著影响；（3）影子银行业务通过增加银行表内收益的波动性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在严格资本和拨备监管下的被迫选择。因此，应对影子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重点监管非国有银行主导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继续积极稳妥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但也应允许适度有益的影子银行创新存在，以弥补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基于2013-2017年24家银行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 道的存在性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调节作用,以及银行异质性特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 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结构型货币政策 风险承担效应不存在。（2）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因此,本文给出了央行应将银行风险承担状况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以 降低风险、监管当局应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指标纳入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该风险承担渠道受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风险资产占比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成负相关关系,流动性比例与其比成正相关关系。(3)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等越高(监管力度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敏感性越弱,其中前三者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增加,而流动性监管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降低。     

西部农业地区影子银行风险监管问题研究

风险防范是金融业的核心,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框架,有利于防控由此产生的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对影子银行进行定义。广义的“影子银行”是指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涉及信用中介的活动和机构;狭义的“影子银行”是指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非银行信用中介机构。也有人认为“影子银行是有银行类金融机构之实、无传统银行之名的机构和业务,它们和银行如影随行。”金融稳定理事会2012年11月发布的报告认为,正规银行体系监管的加强,可能助推“影子银行”发展;“影子银行”可能创造系统性风险,在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下,会放大市场反应。因此,该机构提出了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的初步建议,但也主张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改革要谨慎行事,因其也是企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来源之一。     

金融业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基于银行利差视角

本文以我国151家商业银行为样本,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研究得出：（1）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使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显著缩窄,分机构能显著降低五大国有银行和城商行利差,且对城市商业银行利差负向影响最显著;（2）金融业对外开放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分机构能够显著增加四类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对5大国有银行影响最大;（3）使用系数乘积检验法验证了传递渠道“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利差缩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的存在,且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加银行风险承担的直接效应占比为65.08%,以银行利差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占比为34.92%。基于上述结论,提出银行应借助金融科技提高推动业务转型、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完善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建议。     

行政执法监察在银行监管工作中的不足与途径初探

本文从执法监察的特点及一般方法入手,结合工作实践,就行政执法监察在银行监管工作中的不足与途径作初步探讨。认为目前要提高银行监管机构监察部门执法监察工作的效能,必须建立严格的执法监察“操作规程”,并指出要围绕五种监管权力实施执法监察。     

德国银行管理及其借鉴意义

一、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一）监管组织。德国银行的监管机构有德意志联邦银行监管局及德意志联邦银行。但目前,在存款保障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也参与。监管局由国家授权负责发放银行许可或关闭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业务监督、发布指令、授权（如颁布一个法规）等。联邦银行的中心任务是货币政策,监管仅是其一小部分职责。但两者关系密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报告或数据,均由联邦银行汇总分析后提供给监管局,监管局主要据此开展监管工作。（二）监管方式及主要内容。目前,监管局一般不进行现场监管,但将来准备加强现场监管。…     

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颁布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过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缩小借贷规模,进而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融资约束越大,房产限购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作用力越强。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与监管政策研究——基于纳入表外业务扩展后的CCA模型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强对影子银行及银行表外业务的科学测度与有效监管,对于防范化解我国系统性风险意义重大。本文将表外业务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纳入经典的CCA分析方法之中。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的测算表明,表外负债的积累将显著增加银行的违约风险。此外,本文基于银行表外业务的违约风险,进一步讨论了“调控方向”和“精准发力”两种不同类型监管政策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仅收紧监管而不对具体业务开展过程进行约束的政策,可能会激励银行通过非理性发展表外业务来实现监管套利,导致表外业务风险加剧;而明确将表外业务划定为监管对象的政策措施,则有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本研究对科学测度与监管银行表外业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国库对代理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国库对代理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削弱央行国库对财政资金的风险监管能力 就财政直接支付而言。其操作程序为财政支拨机构签发“财政直接支付指令”传递到代理银行,然后由代理银行填制“财政直接支付划款凭证”,将款项记人预算单位账户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再将“财政直接支付凭证”付款联传递到人民银行国库科进行清算。其整个过程最终体现的是预算单位先收、人民银行后付的过程,亦即“先斩后奏”,如此一来,人民银行几乎丧失了对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权．无法监督财政资金支出是否合理、违规,其仅成为纯粹的出纳机关。     

银行危机的蝴蝶效应、负外部性及其防治

对于银行突发事件，若处理不当则会演变成银行危机，乃至会对社会金融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本文从内生性突发事件和外生性突发事件出发，探讨了“蝴蝶效应”导致发生局部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运用外部性经济学原理，对银行突发事件的负外部效应和风险溢出进行了探讨。对于突发事件与银行危机的解决，可以从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两个方面加强治理：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央行要发挥金融稳定职能实施外部援助，银行监管部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督；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增强管理层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能力，防止工作人员道德风险的产生。     

银行监管、银行发展与金融稳定：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世界银行监管数据库,本文实证研究各国银行监管对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对银行证券活动的监管会显著地影响银行发展,同时这种监管也显著地提高了银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2)对银行不动产活动、保险活动的监管不会显著地影响银行发展,同时这种监管可以显著地降低银行危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3)其他方面的监管对银行发展与银行危机风险影响不明显。     

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市场稳定

本文以《资管新规》这一强监管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10-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出台降低了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发挥了“风险缓释”的作用;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套利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强监管既能通过约束企业影子银行化引导其回归主业,又能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非理性情绪,在投资和信息的双重作用下助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企业自身不确定性感知、证券分析师关注和地方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增加了金融强监管的“风险缓释”效应。     

数字金融、银行竞争与流动性创造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对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200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竞争会恶化银行负债质量,通过存贷协同效应抑制其流动性创造功能。在结构上,数字金融竞争压力会促使银行将传统存贷业务向同业和表外业务转移,加剧流动性创造分化。第二,在商业模式上,数字金融的“挤出效应”会抑制银行网点扩张,“创新效应”会促进手机银行发展,二者共同推进银行向数字化经营转型。在空间上,数字金融会促进银行分支机构布局调整,增加其对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融供给。第三,“创新效应”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取决于创新质量。银行的创新数量越多（广度）、技术更新越快（深度）,“创新效应”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越强。从长期来看,高质量创新有助于抵消数字金融冲击的负向影响。     

加强银行监管的战略性思考

从市场化改革的规则出发,缩小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的边界,强化审慎监管和风险监管。根据银行业强度方程式:新权力 银行监督=银行业强度,如果要维持银行业的强度,银行被赋予的权力和自由度越大,对银行监督的力度就应该越大。这种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对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限制和对     

银行风险处置措施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涉及面广、敏感性强、成本高,对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都有较大影响。本文整理了国内外自1257年以来历次银行风险处置情况,分析了银行风险处置措施的历史演变。研究发现：一是政府对银行风险处置逐渐积极主动,资本注入和担保类处置措施的使用频率增加,且更多使用多样化、灵活性的组合措施;二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银行风险处置措施分别表现出“群体性”和“单一性”特征;三是市场化处置程度越高、风险处置机制越完善的市场,处置效果更优、财政负担越低;四是银行风险处置主导部门从“财政”主导逐步转向“财政”与“中央银行”各有分工的模式。建议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升市场化处置程度,强化银行自救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存款保险机制作用,完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