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新型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隐性债务渠道

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释放被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振地方经济。本文借助2018年6月央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抵押品扩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将符合规定的城投债纳入抵押品范围能够显著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受变量设定和干扰性因素等影响，并通过了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研究表明，抵押品扩容通过释放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促进企业的投融资，提高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和员工薪酬，并有助于扩大内需，改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本文的启示在于，抵押品框架下的新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地方隐性债务渠道，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作用。     

中央和地方的双重政策保护与产能过剩

是不是只要政府予以企业保护就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针对此问题文章建立了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事件冲击DID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探究了地方政府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下运用财政补贴,与中央政府的产业鼓励政策一起给企业提供双重政策保护,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的整个机制.结论表明:(1)单一的政策保护并不会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央政府的产业鼓励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的双重叠加才是导致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2)当中央政府明确经济增长任务后,那些所在地政府迅速推出地方版财政刺激计划的企业更容易发生产能过剩;(3)相比较而言,双重保护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本文通过对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的评估分析,认为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企业资产利润率提高也具有显著正效应.但从2002年到2004年西部开发税收政策对西部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不断降低.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涉及的垄断企业多,市场化企业少;能源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企业享受多,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企业享受少;优惠税额主要促进了中央大型能源开采垄断企业,大多数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得不到有效支持.所以提出:西部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在覆盖面上应做有增有减,并做出延长政策时效等调整.     

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过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危机应对向常规增长转型,由传统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不断调整、退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以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调整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转型正在逐步推进,家庭购买活动和企业转型升级活动对消费、投     

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危机应对向常规增长转型,由传统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不断调整、退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动机与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了政策执行的双重激励模型,探索政治激励、经济激励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笔者发现,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实质动机是经济激励。由于新兴产业的市场回报无法现时兑现,且其发展前景与本地的资源禀赋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地方政府故而在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的情况下作出实动、暗动、伪动、缓动等不同选择。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

在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下,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依赖于那些掌握大量经济和行政资源的地方政府配合。为了探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对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保增长压力会促使城市政府更积极地利用刺激计划而更多地出让工业用地,但财政压力却会制约城市政府对刺激计划的利用能力;(2)当且仅当中央实施宽松的宏观政策,那些保增长压力更大的城市政府才能够比其他城市政府出让更多的工业用地;(3)若市委书记的在任时间越长,尤其是超过3年,则会促使这些保增长压力大的城市政府在刺激计划下出让更多的工业用地。这些实证结果暗示,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争压力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动力来源;而这又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和经济波动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影响。     

中美气候政策背后的解析和思考

中美两国均尚未承诺实质性碳减排,在气候政策上存在一定相似性,但背后深层原因截然不同。中美气候政策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参与后京都气候谈判的不同境遇。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超群,且地方政府和民间已经开展诸多碳减排的探索和实践活动,虽然目前态度消极,但未来转向强制减排的困难较小。而中国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仍将增长;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中国面临经济增长和气候谈判的双重压力。本文就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推出具有话语权的碳排放标准体系、全方位应对碳减排等提出应对策略。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与碳排放绩效——来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传统竞争模式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呈现出朝向更加追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转变。本文基于274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定量识别分析,并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对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的碳减排绩效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促进了碳排放绩效的提升;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对低碳试点城市具有较强的碳减排效应,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绩效;第三,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不仅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且从长期来看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助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从而考察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作用,对企业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则具有负向作用;地区经济增长业绩显著影响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地区,上述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影响更显著;相比于中央控股企业,政府补助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影响更显著。这些研究表明,政府补助成为地方政府"促投资、谋增长"的一种手段,政府补助促使企业"优先选择"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相对削减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结果可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和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Based on the Two Fixed -effect Model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如何驱动企业“脱虚返实”--来自官员任期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地方官员行为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返实"。使用中国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地方官员任期之间存在U型关系。具体而言,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在第三年末降至最低点,随后又逐年上升。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官员在任期的不同阶段,对当地实体投资的引领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大小及企业感知到的政策稳定程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地方官员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引导企业"脱虚返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长期增长依然可期 政策反应不宜过度——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及展望

2012年前两季度,我国的经济下滑超出预期,第三季度仍未见好转。实体经济的持续疲弱使得物价逐步走低,就业形势恶化,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下降。此前,我国经济实际上是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和大剂量救市政策的双重冲击,目前处在这一主要波动的震荡收敛阶段。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应该还能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因此,当前的增长下滑是双重冲击的必然结果,需冷静对待:一方面突出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积极应对经济下滑;另一方面,不宜出台激进的刺激政策,而应着眼于中长期增长,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效果的地区差异及其经济解释

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假说,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衍生出的地区政策目标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地方国企并购的不同效果。利用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668起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效果的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假说。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明显,但考虑地区差异后,发现在高经济增长地区,并购表现出较好的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较差;而在低经济增长地区,并购表现出较好的经济绩效,但社会效益较差。这与不同经济增长地区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差异相一致。     

经济增长、电力业发展与环境污染治理

中国电力业环境效率低下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的事实表明,政策执行主体,即电力企业及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方面存在被动性,这可能与电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关。文章运用联立方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对电力业发展及地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电力企业及地方政府缺乏环境保护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主要原因,而电力投资显著的增长效应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激励是地方政府重投资、轻环境保护的根本原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河南省数据的检验

基于河南省104个县2012—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县的经济增长,且影响效果逐年增强;作用路径是通过提高试点县涉农资金使用效率、加强涉农资金整合监管、助推试点县全方位发展来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进一步区分此政策对不同试点县经济增长的影响,把53个试点县以地形和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标准,得出结论:以地形区域划分,此政策影响作用平原地区>山区;以地理区域划分,此政策影响作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因此,可以将此政策在其他非试点县进行深入推广,在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结构,并逐步形成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财政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