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减让对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理论研究了关税减让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然后采用中国入世前后1999-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美双边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中美双边关税减让都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并且这一正面影响在低技术行业更为明显。由于关税水平能够反映贸易保护的程度,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外贸易保护程度加大会减少中国就业,而贸易自由化则会增加中国就业。     

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     

关税减让政策对我国进口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减让协议的逐步实行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税与我国进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负相关关系,在影响我国进口效应的诸多因素中.关税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并非唯一因素.而关税减让在影响我国进口商品结构方面的作用不大.可见,在优化我国进口商品结构方面还需要其他政策措施的辅助与调整.     

贸易自由化影响了研发创新效率吗?

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两阶段视角,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考虑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情况下,从关税减让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研发创新效率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2)“入世”后,我国实施的关税减让政策是富有成效的,即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其对技术开发效率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对技术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3)关税减让对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关税减让水平只有小于一定的门槛值时,才会促进两阶段创新效率的提高;(4)在技术密度、环境污染程度、R&D强度、垄断程度和行业规模等不同要素约束下,关税减让对中国工业两阶段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影响.     

政策信任对政策参与及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以新农保政策为例

对公共政策的信任程度，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政策参与决策，还会对个体的长期经济决策产生影响。为分析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政策信任度对农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影响，并对比了政策信任度对参保与未参保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差异。在理论部分，本文使用生命周期模型，分析养老保险待遇预期对参保行为和家庭决策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待遇预期随历史待遇信息变化而调整，进而影响参保决策；因可以补缴参保，新农保待遇变化会影响未来预期效用，从而也会影响未参保者的决策；参保后，新农保待遇变化会通过影响待遇预期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和劳动力供给决策。在实证部分，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理论进行检验，并以老农保参保、村庄参保率和待遇水平为历史待遇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历史待遇水平越高，新农保参保概率越高；待遇信息影响了参保和未参保群体的储蓄和劳动力供给。总之，政策信任度会通过影响预期来影响政策参与和相关个体的长期经济行为。     

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探讨减税政策能否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助2008年“两税合并”减税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税合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两税合并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表现并增加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即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减税政策、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以“内部减税降费”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混合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私人性质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发现是:从混合效应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这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不同分位区间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从交叉效应看,总样本中,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及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均形成相互抵消的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之间,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形成相互补充的挤入效应。这些交叉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的不同分位区间中,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上述经验证据既为创新政策领域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为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减税能否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亟待研究。本文利用2009年增值税改革的政策冲击,基于微观数据考察增值税税率变化对企业的影响,为理解减税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研究发现,减税不仅可以提升短期总需求,还可以在长期内改善供给效率。具体而言,降低增值税有效税率短期内会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效果对于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出口企业尤为明显;同时,减税可以提升供给效率,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的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明显增强。本文对于制定稳定经济的减税政策乃至具体的减税方案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利率调整和税率调整的影响与我国应对措施研究

美国近年来针对经济发展状况频繁调整利率政策与税率政策,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但目前对其传导机理与传导效果尚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两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研究了美国的利率调整(以加息为替代)与税率调整(以减税为替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论显示:美国加息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在短期内会导致中国的产出、资本投入、净出口与就业率出现下降,在长期中,虽然下降趋势有所缓和,但对资本外流与净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美国减税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有负向冲击,但在长期中影响较弱。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认真评估美国利率调整的冲击方向、力度和影响,关注国内的通胀水平与进出口,向市场灵活适度的定向提供流动性,增加产出与提高就业率;加强监控,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资本外逃与净出口下降;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预估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与政治矛盾,提前做好防范预案。     

加入WTO对我省石化行业影响浅析

加入WTO后对石油化工行业的影响,主要是关税的减让和进口限制的取消。 在关税方面,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化工品协调关税协议》,对化学原料、中间体和制成品分别实行0％、5.5％和6.5％的关税税率。我国主要石油化工产品关税减让情况如下:     

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就业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微观数据模型

本文通过分析结构性减税政策影响就业的机理,运用税收调查和减免税调查的企业数据资源,从需求层面建立模型框架,对整体减税、分税种减税如何影响就业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更正

正本刊2014年第10期《CAFTA框架下贸易成本、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一文应为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实践与科研创新课题"贸易成本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对CAFTA成员国减让协定关税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S0812)的资助,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政府信任与居民通货膨胀预期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经济形势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其通胀预期的影响。基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三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混合截面数据,考虑到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内生性可能,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形势平稳时,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较高的政府信任程度会导致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较低,即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在经济形势较差时,这种影响显著为正。此外,与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居民相比,初中教育程度及以上的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通胀预期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政府会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等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权衡,而这种权衡会通过居民的政府信任机制对其通胀预期产生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相关部门在制订通胀预期管理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政策作用客体即居民的异质性特征对政策效力影响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减税降费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其中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起到了主要机制作用。研究结论对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借鉴意义。     

减税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基于西部大开发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提高其经济效率,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减税政策是重中之重.文章以西部大开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减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能够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名义税率每下降1%,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0.38%-0.75%.减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表现为减税有利于存续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减税可以刺激更多的创业活动,而新进入企业比存续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小企业比大企业对于减税政策更加敏感,而且减税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先增加后减小,存在长期收敛效应.文章为我国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今后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CAFTA框架下贸易成本、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利用2001—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细化到HS-6位产品层面的WTO关税和CAFTA协定关税数据,基于企业异质性假设的理论框架,研究了CAFTA框架下中国的协定关税和非关税政策对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增长,中国对外关税下降和CAFTA的建设均能提高中国进口贸易流量。更进一步,CAFTA政策对中国进口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协定关税的下降实现,而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则更多地是通过非关税政策的实施实现的。此外,相对中国多边最惠国关税的下降,扩展边际从CAFTA协定关税的等量下降中获得了更多的增长。这些结论为调整中国进口结构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减税激励与小微企业发展——基于所得税减半征收的证据

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减税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以上企业,对小微企业减税激励影响的关注较少,而中国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激励在最近十年间频出,对减税政策评估的缺失不可避免带来政策实施的风险。本文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2008—2015年面板数据,以始于2010年的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减税激励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1)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显著降低了限额以下小微企业实际所得税负,促进了企业发展;(2)由于所得税占全部税费比重有限,该政策不足以对企业存活和进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社会就业数量;(3)小微企业在长期存在更小、更少和向低技术行业更集中的特点,减税激励不足以在长期促进小微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小微企业发展,需重视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特点,促进小微企业成长为更大的企业,从而解决“消失的中等企业”现象。     

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特征和减税的宏观经济效应：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微观企业投资的非平滑性特征能否对财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前沿问题。以中国减税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本文构建了嵌入有效税率差异和非凸性投资成本函数的异质性企业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不但能够准确地刻画非平滑性特征,更能够拟合出与代表性微观实证文献相一致的投资价格弹性。研究发现,非平滑性能够显著影响减税的宏观经济效应,相比于不考虑非平滑性特征的代表性企业模型,基准模型中的宏观经济效应显著增强。机制分析发现大小规模企业群体间的有效税率差异是投资价格弹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通过抑制投资价格弹性强化了非平滑性的影响。政策分析表明,降低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产出乘数均显著大于1,提高企业投资的可逆性程度能够有效地增强减税的刺激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