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政府能力开发与提升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府能力已成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资源,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能力提升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国在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应充分重视政府能力建设,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升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与文化倡导能力。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考评机制创新微探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日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绩效考评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高的重要路径,旨在通过评定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执行效果以及行政效率等各方面,推动我国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考评的本土化以及现代化发展。此外,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绩效考评机制侧重于对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战略以及生态治理与保护成效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价,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制度约束与方向保障。但随着生态治理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对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实现生态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发展与优化改进,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绩效考评机制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创新改进。为此,本文将对生态治理绩效考评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促进生态环境维护力度的提升。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核心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源治理能力和工具治理能力呈现正向作用。审计监督的揭示和纠偏功能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驱动作用,但审计揭示功能对协同治理能力的作用不明显。长三角地区应当重视发挥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时注重审计监督的激励约束功能。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吗——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考察了2010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膨胀的“U”型关联,政府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和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与数字化协同大幅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2)我国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门限值,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扩大政府规模的上升区间,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数字经济有效缩小地方政府规模的下降区间;(3)我国省际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想要持续推进高效精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除有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之外,还需与分权改革、高水平开放及城镇化进程相适配。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影响因素探析——来自105个案例的发现

依法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如何把人大变成"钢印"以便更好地监督政府"钱袋子"的议题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公众讨论的焦点.在诸多讨论中,有必要超越表层问题与具体方案之争,追问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影响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提升背后的"深层次结构"到底是什么?通过对1995年以来105个案例的总结发现: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深化、人大角色定位和组织体系的改革、监督手段的多样化是影响人大预算监督的主要因素.     

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完善

市域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市域治理目标、机制、工作布局、方式现代化等内容,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市通过创新市域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统筹谋划能力;推进市域治理法治体系建设,提高依法善治能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共建共治能力;推动市域治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加强数字治理能力等措施,在市域治理现代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足,有必要从建立高效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强法治保障水平,注重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智能化建设等方面采取完善措施。     

基层治理视角下转型期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是我国重要的基层管理单位,是我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单元。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走在全国前面。文章对2017年-2018年武汉市级财政支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情况进行分析,挖掘和剖析基层治理下财政投入的表象及微观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把握政府与社区之间“指导与服务、协作与监督”的关系,如何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对社区建设的有效承接,如何调动居民自觉投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论法治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内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有机整体。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战略路径：加速治理体系法治化建设立法进程,培育提高治理主体的法治素质和法治能力,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构建对公权力的司法监督体系。     

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责任机制研究

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政府的责任机制建设是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不要惧怕直面现实问题,要勇于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样既可以推进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序发展,又可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构建.强化农村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政府责任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国家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财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本文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     

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农村公共水资源治理的一种新维度：以社区为基础的自主治理模式探索

文章在对农村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农村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并对现行农村公共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和“租金耗散”进行了分析。在对农村公共水资源市场治理和政府管制的不足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其治理的一种新维度：以社区为基础的自主治理,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论证了价值信仰、社会声誉和社会纽带对于促进农村公共水资源社区治理的作用。     

市场失灵、监管懈怠与多元治理——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市场具有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导致食品市场不能仅靠市场机制来自发调节,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解决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监管,但政府本身也有缺陷,易产生政府失灵,表现为监管懈怠,监管懈怠是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主观原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模式应是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     

突破“转型陷阱”:提升预算的建构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面临着"低能力国家"、"低质市场经济"、"民主形式主义"、"非理性民粹主义"等诸多陷阱。应对转型陷阱的出路在于加快国家建构,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预算不仅是一种效率工具和控制工具,它还是现代社会实现国家建构、创新公共治理的关键,在突破转型陷阱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预算宪则",可以对经济秩序建构;通过预算的控制与责任机制,可以对政治和社会秩序建构;通过预算的信息表达与协商,可以对公共理性建构。为提升预算的建构力,需要加快相关制度改革。     

从土地整理转型到社会转型——农村土地整理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土地整理转型是中国社会治理机制转型的缩影。1949~1966年,高度行政集权下,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延伸。1978~1998年在行政放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和农民成为有独立经济目标的个体。1999至今,在新《土地管理法》约束和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方的互动增多。土地整理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关系的转型基本反映了中国治理机制的转型过程,而中国治理机制转型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转换、经济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恰恰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子。因此,土地整理成为社会转型的风向标。但目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顺畅化。     

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性思考

改革行政体制是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应将着力点放在减少行政许可和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四项职能上。机构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必须从行政执法、司法两个方面对行政行为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强司法监督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问题。     

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分析

政府治理是通过认识和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政府治理理念,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利运行机制,不断寻求最有效的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和驾驭市场机制的政府行政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巨额债务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政府的过度参与与民众监督的乏力造成了政府治理的不完善。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然后以此借鉴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在改进我国政府治理的视角下改善债务规模的对策。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地方财政困境研究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地方财政是城乡一体化顺利推进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地方公共财政将承担更多职责。然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财政收入来源单一、地方财政债务风险严重以及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都制约了地方财政作用的发挥。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加强对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的监控,以帮助地方财政走出困境。     

新社会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探微

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各级地方政府面l临的重大现实课题。由于地方政府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而新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预域的独特作用，能够作为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得力助手，与地方政府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培育发展新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地方政府与新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