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总体下滑的趋势，而此时其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明显滞后。本文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与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是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总体下滑的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的缓慢发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下滑的影响程度最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

选取2003~2013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比其他因素其作用相对偏小;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升级的作用较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不显著,但西部地区的作用相对而言要大于中部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高速增长,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也非常明显,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外资流入及其投向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伴之而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其溢出、扩散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

文章根据1997年至2008年北京各产业结构能源消费量,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北京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生活用能与能源消费的关联度,并据此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的相关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点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管是存量还是流量上正持续增长,同时也呈现着越来越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大洲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分布特点,同时在个别地区的集中现象明显。我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近些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浅析这些分布特征的形成原因,以此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结构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来看,规模是合适的,区域结构分布也是基本合理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区域分布还是略显集中,对中国香港和拉美地区开曼群岛的投资过多,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虽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仍然偏小.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注重区域结构方面的优化,进一步扩大地区覆盖率,在充分分析我国企业优势的基础上,慎重选择投资区域.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为例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和2003—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既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演进,也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能耗的降低,即对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效应。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世界水平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两种：新建企业和跨国并购。尽管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小、能力弱、管理滞后和人才缺乏等不少亟须解决的问题。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泉州市产业发展数据分析

本文以泉州市各产业发展数据为例,运用灰关联理论模型进行计算三次产业对人均GDP的关联度,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与各产业产值的关联度,提出泉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和产业发展与产业投资的重点和战略方向选择意见或建议.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本文运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市场竞争、资源不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是促使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并对这些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主流理论观点;二是其他（合新进的）理论观点,其中关于战略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战略联盟的理论观点尤为引人瞩目。对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观点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归纳研究,有助于探讨和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位选择的总体思路。     

古典价值理论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由约翰·穆勒总结的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阐述了价值的定义、条件和决定,是西方国家在探索市场经济早期形成的经典理论成果,为中国探索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反思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以古典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表明,价值变化引导企业生产。最优经济结构是由市场设计,而非政府事先决定。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力是价格机制,过程是企业试错,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宜管制价格和直接配置资源。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文章建立了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客观权重,应用改进归一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用灰色关联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研究。研究结果可以为各个行业明确自己的优劣势、正确选择技术创新战略和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的技术创新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中国企业OFDI发展迅速,中国企业“走”得远的同时,“走”了多久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生存分析模型对中国企业OFDI持续时间数据进行全样本和分层研究,应用K—M乘积限法研究中国海外子公司持续时间,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哪些东道国宏观与企业微观因素对持续时间产生影响。     

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OFDI的69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FGLS模型重点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及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OFDI产生正效应;运用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的门槛值,发现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这为多维距离与我国OFDI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与支持。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我国企业OFDI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对东盟十国投资为例

本文利用面板模型,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为例,研究了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OFDI,但是人民币汇率非对称性的波动加大了中国OFDI风险,人民币汇率每波动一个百分点,会导致OFDI减少两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应把握好人民币加入SDR所带来的机遇,加快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同时中国还应有效管理汇率预期,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这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互联网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演进与应对策略——基于大型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

中国互联网产业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峰值,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已经提升并稳固。研究表明:中国互联网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追赶加速;投资环节始于上游,2016年后让位于中下游;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上游股权要求高且增加;消费互联网中下游开始偏好中低收入国家。互联网对外失败投资集中于上游环节与投资前,前者以核心零部件与技术支持为主;后者以美国监管影响最大。综合考虑东道国对上游监管趋严、消费互联网下游风险变现等问题,企业应减少由审批失败产生的反向分手费,并及时考虑替代方案,关注发展中国家潜在风险,规避美国监管,关注欧洲监管趋严动向。     

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思路应逐渐淡出——兼谈农业结构调整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思路在理论上滞后,主要是其依据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自身有误,衡量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片面,管理方式以部门掌控产业资金为主。在实践中,往往按照产业导向引入的项目是穿科技马甲的科技产业,没有在产业价值链上攀升,造成了产业价值链利润率低下等问题。产业政策造成了国内竞争环境不公,经济发展风险大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思路需要转向价值链或者产业价值链思路,要破除各类职业之间的待遇差距,树立实业兴国观念,引导智力资源转向实业,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压缩产业资金,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注重品牌竞争力建设。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首先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运用2003~2015年中国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系统GMM检验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影响,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促进国内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状况都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因素。最后将样本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最大。     

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一项在东道国的重要关系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2008~2013年53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存量数据与中国对外投资宏观的国家数据,考察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及异质性,并利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途径。研究发现,总体上,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与东道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上述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文化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海外华人网络会通过降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间接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同时发现,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在不同东道国存在显著异质性,在文化差异大和制度质量低的东道国,海外华人网络的正向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