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兼并与技术转让

两个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寡头企业进行Stackelberg竞争,其中市场先行企业拥有一项技术从而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本文分析了这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如何转让以及技术转让与企业兼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1)如果双重收费形式的技术转让切实可行,那么政府不应该同意企业兼并。但是,此时的技术转让却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2)在通过特许权法转让技术的情况下,技术授权既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又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政府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允许企业兼并。(3)固定收费方式下的技术转让一定能够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因为它可能会使得技术转让企业得不偿失,所以技术转让未必发生。究竟是否应该同意企业兼并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最终产品市场为Stackelberg竞争的集团转移定价研究

基于最终产品市场关于差异化产品进行StackeIberg竞争,研究企业集团的中间产品转移定价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集体的中间产品转移价格大于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领头厂商D1的最优利润大于追随厂商D2的最优利润。与Hirshleifer提出的边际成本转移定价策略相比,本文提出的转移定价策略为优。     

Stackelberg横向兼并博弈的分析

文章通过增加"蛇吞象"式兼并分析,扩展了Steffen-Kai-Wieland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大鱼吃小鱼","蛇吞象","强强联合",还是"弱者联合"的兼并,四种兼并对参与企业都是有利可图的.但这些兼并都会提高市场集中度,导致消费者福利下降.     

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势力分析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本文综合运用契约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认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核心权益的分配，取决于企业家与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时的谈判势力。研究得出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谈判势力的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对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改革的有益启示。     

从“公仆”到“主子”：国有企业中家族势力泛起

一、家族势力在国有企业中显现在传统观念中,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要维护家族的利益;家族大,人口多,在社会上的地位高,就会成为名门望族。从农、工、商、达官贵人直至王侯将相,都逃不出这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之网。中国所属的东方文化由长期定居、流动很少的农业文明发展而来。与西方文化相较,宗法制色彩更浓。1979年以来,解放后基本销声匿迹的家族势力在     

反倾销政策与研发竞争

借助异质产品的Bertrand双寡头模型,本文分析了一国反倾销政策对该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研发、产品价格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与自由贸易相比,当产品的差异度较小时,受反倾销政策保护的企业会策略性地利用反倾销政策而退出国外市场,减少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产品价格,而遭受反倾销政策约束的外国企业由于其研发投入的边际收入增加,因而会增加研发投入,降低产品价格。此外,反倾销政策的存在还有可能促进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反垄断目标指向:垄断势力抑或垄断份额——基于SCP-R框架的分析

垄断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与社会福利净损失,已为西方经济学原理所论证,反垄断目标指向应该是垄断势力而不是垄断的市场份额,企业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但只要不是凭借垄断地位,滥用市场的支配权力,随意操纵价格,剥夺消费者剩余,就不应该是反垄断所指的对象,反垄断目标指向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任意操纵市场价格与限制竞争的垄断势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定位与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期刊出版行业亦有了不小的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期刊出版业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机构一样,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是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扶持。现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上级拨款这根“拐杖”已不...     

谈判势力与中间品关税政策研究

中间品国际贸易对全球贸易举足轻重。当前文献聚焦于最终品关税政策的研究,对中间品关税政策的模型研究关注不足。构建拥有一体化企业和中间品生产企业的D国和拥有依赖中间品进口才能完成生产的最终品生产企业的F国在第三国市场开展产量竞争的博弈模型,分析企业同时或先后进入市场时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对两国中间品关税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无论企业是否同时进入第三国市场,一体化企业所在国家均会选择对中间品选择出口征税干预政策,其社会福利与企业进入顺序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或一体化企业与最终品生产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相较于自由贸易时得到优化,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遭到恶化,两国实行的贸易政策陷入“囚徒困境”。②当F国实行贸易干预时,中间品关税政策与企业进入顺序密切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时,F国将对中间产品进口征税;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或双方同时进入市场时,若谈判势力相对较强,F国将实行征税,反之则会实行进口补贴。     

Real Versus Tariff Liberalization: A Welfare Comparison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trade costs (e.g., administration, border formalities, transport costs) and tariff costs is introduced into a standar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model. Driven by the number of firms, welfare under real trade barriers turns out to be lower than under an equivalent tariff barrier.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paper shows that integration or rather liberalization measures (generating a certain increase in world trade) that reduce real trade barriers generate a larger welfare gain than integration consisting of a reduction in tariffs.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UK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Summary  The paper briefly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It then describes the key findings of a recent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n the scale of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merger control and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UK. The research, which wa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hone surveys with senior competition lawyers and large UK companies also indicated which sanctions may be more effective at deterring anti-competitive behaviour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deterrence. The paper discusses a number of policy issues raised by the research’s findings.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in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OFT or Deloitte. This paper was prepared for the October 2007 workshop on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organized by the 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     

关于打造合肥市核心竞争力的思考

中观区域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城市竞争成败关键系于其核心竞争力。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打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生态园林城、科学城和数字合肥构成了合肥市的核心竞争力。以经营城市为理念,着力打造合肥核心竞争力是合肥焕发活力的切入点和突     

权力抑制型构造下的刑事搜查制度

我国对搜查制度采取了一种权力行使型的诉讼构造模式。这样的构造,在案件侦查阶段有利于彻底查清案件情况,但这种结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有许多不足。改革完善我国搜查制度的途径就是,反映搜查制度的基本规律,从抑制权力的角度出发重新构造我国的搜查制度。     

吸引FDI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

本文主要利用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吸引FDI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文章逐步深入地分析了吸引FDI进入对国内厂商利润、消费者剩余、劳动就业和政府关税收入等各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吸引FDI并不必然地增加一国福利。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两国吸引FDI的竞争对两国福利之和的影响 ,发现通过FDI区位配置效率的改善 ,补贴战并不一定造成两国福利之和的净损失。     

WTO体制下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多边贸易体系长期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但必须承诺市场开放的义务。我国政府向WTO提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两项重要承诺，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有很大的差异，以至国内各区域之间仍存在着差异和隔离。我们的“内部游戏规则”能否与WTO的通行规则兼容，将成为下一个十年我国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之一。由此，我国的企业将直接面对全球市场，这既面临一个走向世界，平等参与竞争的发展机遇，也会与国际知名公司直接竞争。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集体声誉下最低质量标准的福利效应

本文针对集体声誉行业的特点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竞争效应和质量效应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集体声誉下最低质量标准规制的福利效应.结果发现,最低质量标准通常具有的反竞争效应在集体声誉行业并不存在,适度并偏高的标准在提高质量水平的同时反而会增加行业当中的企业数量和改善社会福利.最后,结合我国乳品新国标的例子,对运用最低质量标准规制解决我国集体声誉行业普遍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房屋租赁的替代效应与福利评价

租房还是买房是每位住房需求者需要面临的重大决策。本文通过建立代表性消贡者购房与租房决策选择模型,对代表性消费者不同住房决策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引入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以中国216个地级市2000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结论显示,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外溢性,经济适用房的“不经济”引致了住房租赁市场的活跃。以全国和北京市的两次抽样为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获得房屋的产权和提高居住面积均有利于增强住房者对生活的满意程度。